人类学家的“蟋圈”卧底报告

□林颐

2006年9月3日,牟利成坐着火车去上海。途径兖州,上来了一群人——蟋蟀收购大军。他们乐滋滋地讨论起这次的收获。牟利成偷听谈话,醍醐灌顶,这不正是自己一直在焦虑的人类学好选题吗?

原本在大学里兢兢业业工作的人,忽然就成了斗蟋爱好者。每年夏秋“虫季”,牟利成奔赴全国重要的斗蟋产地,小心翼翼地与蟋友接触,渐渐打进这个封闭性很强的圈子,花了七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且结集出版,名为《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

牟利成直接参与斗蟋,拥有丰富的一手材料,大多是玩家的经验之谈和八卦趣闻,这些在书中就以字体稍小的口述段落表现。这些口述直观地展现了斗蟋者的想法。警察来“爆堂子”,抓住不过罚几千元,为什么要甘冒大险跳窗逃跑呢?你不懂了吧。这就好比捉迷藏,一个跑一个抓,跑了的,回头就有了炫耀的资本,老实蹲那里乖乖等抓的,圈子里要笑话你,玩不起。小宋的这席话,让牟利成大吃一惊,他意识到“嬉戏”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支配人们以特定的态度、原则和行为方式行为并最终体现为某种稳定的集体行为样态的文化”。

社会学进入中国只逾百年,乃西学东渐的成果。依据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牟利成先后祭出那些百试不爽的“法宝”: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国家-市场-社会分析”,哈贝马斯的“生活空间”,胡塞尔、舒茨的现象学,吉登斯和布尔迪厄的“场域”……这些理论展示了作者的学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拓展读者的思维深度。比如,作者提出疑问,为何斗蟋这类社会性嬉戏,并不随着王朝更替和历史的变迁而湮没或消逝呢?借鉴西方社会学的观察,牟利成的研究宗旨,就是重新审视“国家-社会”的关系,那些生活在结构和历史之外的“匿名人”,如何遵循、维护并构建着自己的生活世界。

牟利成使用最多并且最成功的理论源头来自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作品中谈论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斗蟋就是斗人,口述者无数次强调,主人的秉性决定了他们排兵布阵的方式,如何设局、如何押花,唯有熟人才能摸清门道。斗蟋人也有师承,关系连带,“堂子”有规则和秩序,整个蟋圈自有其结构和形成逻辑,自成一套伦理观念和体面身分。这个隐遁的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熟习的,依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的习惯准则来指导每个人的行动,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传统。斗蟋社会,归根结底仍是一个顽固的乡土社会,这是费孝通的理论适用本书阐释的根本原因。

《隐遁的社会》

牟利成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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