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你们都还好吗山东济南　田守勇

我经历了两次高考，1992年的那个7月，不仅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经历，更是一次备受折磨的煎熬。除了得到成绩后的惊愕与恍惚，还有后来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我的成绩如果“努力争取”一下，可以走当地一所师专的委培。父母像在巨大的漩涡里抓到一根纤细的树枝，当即就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奔波，为大约5000元的费用而“努力”，为一个虚无飘渺的机会而“争取”。在一个天文数字面前，他俩去亲戚家和父亲打工的工地上借钱，傍晚又凑在一块儿，压低了声音想办法找门道。父母的一筹莫展，使我越发的焦躁不安，更是坚决了不上委培的念头。

费了好大劲儿，才得以回到我的母校实验中学，也就有了第二次参加高考的机会，那一次至今记忆犹新。

高考前一轮轮的摸底考试，每个人对自己的情况早已了然于胸，所以在考前填报志愿时就已心中有数。一天晚自习，班主任趴在讲台那张落满粉笔末的教桌上，虽然他已戒烟，但总是习惯性地两根手指搓着一支粉笔，就像捏着一根香烟流连把玩，说一些同学填报志愿让人匪夷所思，竟然有很多的清华、北大，原来我们班里竟如此藏龙卧虎。教室里凝重的气氛，随着一句调侃和一阵大笑，顿时轻松流畅了很多。

考试是在李营中学，我们提前一天赶过去，在指定的临时宿舍里，铺好自带的被褥凉席，挂好蚊帐。傍晚热得无法入睡，坐在床上根本看不进去被红蓝笔迹涂过圈过无数次的书本，就到校门外的街上转悠。刚出门就碰到两个好久没见的初中同学，他们骑车十几公里，由南到北穿过济宁市区，提着一个大西瓜专程来看我，说是来为我“打气”的。他俩上年高考落榜，花钱走了委培。回到宿舍打开西瓜，虽然同屋的几个都是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但是突然矜持起来，面对递上来的西瓜，个个摇头摆手，于是我和两个远道而来的同学相对而坐，吃了个精光，虽然西瓜有点儿温吞吞的。后来才知道，同宿舍的几个，是担心吃了闹肚子影响明天的考试，这让我后怕了许久。

考试的三天倏忽而过，没有什么印象了。考完最后一场，就急火火赶到宿舍，卷起铺盖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凉席横在身后。自行车叮铃铃杂乱穿行的路上，班主任韩老师叫住我说，我所在考场的一位监考老师是他的大学同学，好几次告诉他，说考场中有个同学可能行，卷子做得不错，整场都不抬头。他说的是我，这让我始料未及又心中暗喜。

几乎从考完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焦急的等待，或许还有上年后遗症的影响，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下去，如狼四顾，稳不下来。家长和亲戚朋友不再像小学初中那样，见面就问考得怎么样、能不能考上之类的话。父母几乎每天都会恰到好处地，找准时机旁敲侧击“做工作”，说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大不了下来跟着父亲做木匠。我听不进去，终于等到看成绩的时间，一大早就到了学校，但是墙上贴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成绩单里，从头到尾寻了好几遍，就是没有我的名字。

记得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人的哥哥是本校一位物理老师，于是那位老师带着我们骑车飞奔，直接去了区教育局，轻车熟路地径自走进一间办公室，分开挤得水泄不通的嘈杂人群，向一位工作人员说明身份和事情原委。那位老师犹豫了许久，才拉开抽屉拿出一沓名册。人群突然涌动聚集过来，脚步和目光聚集在名册上。老师一边叫着“别挤，退后”，一边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住名册，像是护着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鸟，唯恐松开手它就飞了。按照我们报的考号，找到姓名，手指横着在表格上向右划，然后报出我们的总分。挤出人群，物理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不错，几个同来的只有我的成绩过了本科线。风驰电掣回家的路上，激动欣喜的同时，又担心那个划过成绩表的手指是不是斜了或者歪了。还没到家门，母亲就从屋里跑出来，双眼盯着我。我说成绩过了，她立马双掌合在一起，贴在胸前，抬头看天，闭着眼睛连声念叨谢谢老天爷。母亲不是什么信徒，但那时的虔诚却是死心塌地不容置疑的。

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份难捱的辛苦和焦虑，是没有经历过两次高考的人无法体会的。随着时光悄然而逝，一种感激和思念的情愫如发酵般越来越浓，常想起那个教务处主任却临时教我们高一语文课的李老师，是他看到我分班报的是理科时，把我叫到办公室劝我改报文科，说我的语文是全校唯一一个超过100分的；常想起那个既是教学楼又是宿舍的波浪形楼房，每天上下台阶踩过了多少美丽时光和难忘记忆；常想起一起经历高考，又各奔东西，至今还在为家庭与责任而奔波的同学们；当然还有那两个长途跋涉，抱着西瓜去为我“打气”的初中同学。时至今日，有很多人已经失去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一切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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