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范学青

田文阁 张宝华 李普金

曾有当事人给他送来锦旗：“弱势群体的保护人”。

他连连否认，并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不想成为某一个群体的代言人，也不可能。因为法律保护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做的判决应该公平公正，不看对方是否‘弱势\’。”

他叫范学青，当过农村小学教师、律师，现任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安岚法庭庭长。自从披上法袍以来，就一直在基层法庭工作。

1

范学青好长时间无法忘记那个眼神：麻木、呆滞，无神中透着一种绝望。

这是2008年6月10日的一起离婚案，男方高某起诉女方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与这些年办的其他离婚案件相比，这起案件中女方当事人刘某的表现有些蹊跷，不哭、不闹，也不争，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等，男方说什么都答应。

范学青感觉有点怪，那眼神就不对。就再一次问女方：签了字，可就生效了，还有没有别的事？没想到当事人就说了4个字：没事，签吧。这时，男方也说急着外出，催着签。

第三天，范学青一上班，刘某就抱着孩子等在办公室门口，满脸是泪，说是没法活了。

范学青急忙把她让进办公室，一问，原来当事人是中学同学，毕业后一块去大连打工、成家、生女，男的在一家网具厂干销售。后来，自己开了一家网具加工厂，很红火，就想离婚，女的死活不离。男方起诉前，把孩子藏了起来，说要是不离，就让她一辈子见不到孩子。母女连心，就被要挟住了。

听明白了这断断续续的述说后，范学青边建议她向公安机关报案，边问还有什么要求？刘某说，对象是自己处的，当初父母就对男方不放心，这一下让老人看准了。孩子这么小，要家没家、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时，范学青记起男方高某在大连的厂子很红火。一问，刘某就说钱肯定有，叫他藏起来了。还说大连那边的房子、厂子离婚前都让男方转了，不过那段时间他常上法院，大概有官司。

范学青告诉她：法律规定，如果离婚后发现有隐匿的共同财产，可以重新起诉、再分割。一听这话，刘某就像溺水的人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央求范学青帮助她们母女。范学青立即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了解到男方果然在大连市某区法院有案未结，作为申请执行人有近60万元案款尚在执行中。范学青建议当事人另行起诉、重新分割，并申请保全。

5天后，当高某收到岚山区法院委托大连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傻眼了，第二天就赶回来，当庭拿出20万现金给刘某，并给予其它补偿。

这一切都理顺后，有一天，刘某父母和她一块来到范学青办公室，一见面就给他跪下了――原来，老人偶然发现女儿离婚前写的遗书。刘某流着泪说：“原打算把孩子托付给父母，我就不活了……”

2010年10月，安东卫海货城高某来到法庭，说有一批24万元的海产品被济宁陈某买走后，至今未付款。多次去找陈某，对方也认帐，但就说没钱。还说这批货被济宁王某给扣了，原因是陈某欠王某的钱。他们很急，也很无助，有的伙伴甚至想到把陈某、王某绑到岚山来。

“如果处理不好，一旦发生绑架或者非法拘禁，‘民事\’转了‘刑事\’，那可就麻烦了，对双方谁也不好！”范学青先劝他们冷静后，立刻向岚山区法院领导汇报。接着，帮助他们分析案情，并建议立即申请诉前保全，将陈某购买的海货查封，再立案起诉。

当天，范学青就赶往济宁找到王某。一开始，王某拒不配合，坚称海货被卖了21万元。并称陈某欠他钱，这正应归还他的欠款。

海货没查封到，范学青不得不往回返。回到法庭，通报情况后，高某哑着嗓子说：“求求你了，这么多钱没了，没法活了。再这么下去，我只有把他们绑过来同归于尽了！我无所谓，可怜了我的老婆孩子…”说着，就哭起来。

当晚，范学青整理办案手记，突然发现，根据目前的证据，即使陈某欠王某的钱，如果没经当事人同意，也没通过正当法律途径，他没有权利直接扣留陈某的海货款。这些海货款，所有权仍属陈某。于是，迅速向院领导提出直接查扣王某银行存款的想法。第二天天没亮就再一次赶到济宁，在济宁市商业银行查询到王某近22万元的存款，当日将冻结裁定书送达王某。

在法、理、情的感召下，王某主动来安东卫海货城找高某等协商，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范学青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些年来，他记下了18本、近30万字的“办案手记”。其中，有当天及最近一段工作的疏理、总结，也有每一起案件结案后的得失。与之相应，6年来，他所承办的千余起案件中，从未有一起因疏忽或者延误，而被当事人反映、投诉过。

2

这是2010年4月范学青承办的一起案件，源头却在1999年7月。原告胡某被邻村张某雇去放炮开石头，点了3个雷管，一个哑炮。他过去看时，突然响了，两个胳膊炸没了，一个眼炸瞎了，另一个也仅剩下0.2的视力。

当时，医疗费花了10万多。他很感激张某：“头一天干活，第二天就出了这事，自己命不好。”所以，胡某出院后也就没有再向张某及该案其他人员、相关组织主张权利，也没和村里说。

胡某妻子是残疾人，腿不行，家里几乎没一点收入，靠东借西取、亲友帮衬维持生计，大女儿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小女儿勉强上小学四年级。直到2009年，一位亲戚很偶然地问，当年赔的钱都花了？他这才说起自己没提赔偿的事。那亲戚告诉他：这种情况，伤残评的等级不低，雇主得赔偿他一笔不小的钱。

几经打听，胡某起诉，提出要89万元的赔偿。

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要求，在法院并不能得到支持：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一年，更何况他自己的材料里就说从来没有主张过。从法律上说，当事人自已认可，很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换句话说：一个案子“超过诉讼时效”，就极有可能被判决驳回。

接，还是不接？

这个案子，如果接了，原告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如果不接，这又几乎是他全家人唯一的希望和生路。范学青无法面对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还是接下了。

但当找到被告张某后，对方说的一切都有法有据：当年他就在石塘里干了一天活，我花了10万多，已仁至义尽了。再说，这事都十多年了，他也没找过我。

一趟、两趟……范学青找多了，被告有点不耐烦：“那是什么年月的事！他命不好，摊上这事，那我的命就好？你愿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当范学青第七趟来找被告张某，又磨了一个多小时嘴皮后，他厚下脸皮，硬拉着张某来到胡某家中。

进门一看，锅不像锅、碗不像碗，哪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张某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说回去考虑帮一帮。

也就这期间，范学青了解到原告的孩子因缴不起学费，班里捐过钱。被告的儿子正巧在这个班，也捐过。范学青又和张某说起这事，他当即表示同意参照事发当年的赔偿标准对原告赔偿，最后支付了6万元赔偿费。

考虑到当年的采石场管理，村委会也有责任，范学青又协调村委拿了1万元。

这只解了一时的燃眉之急，调解中范学青一直和村两委沟通，怎样才能给这家人找到一条出路，在争取了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的同时，村委安排胡某妻子在村里打扫卫生，每月600多元工资。后来，又介绍她到甜水河村的一家网具厂打零工，厂里有活时就干活，没活时打扫卫生。

也曾有人和范学青开玩笑，说这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天性中对弱者和普通百姓有一种同情心。对此，他没丝毫隐瞒：父母都是农民，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篓，自己和姐姐都是“考”出来的，都是靠国家每个月的助学金才念完了书。

披上法袍之前，范学青当过农村小学教师、律师，2006年参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招考，成为一名法官。在第一次举起法槌时，他就深深感到了它的重量：国徽在上，法槌的唯一标准是“公正”。他曾在办案手记中这样写道：“法官与律师有着本质区别，律师可以只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法官的职业准则是‘中立\’，法官没有同情的权力；但是，在法官的内心深处必须牢记做人的良心，这是一个优秀法官的人格基础！”

3

多年来，范学青一直在乡镇法庭工作，接手的大多是婚姻家庭、人身损害、民间借贷、土地承包等案件，量大、面广、事琐，当事人就是田间地头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要处理的案件标的额最少时就是几百元甚至几十元。虽然大多数的案件非常小，数量却一点都不少，该走的程序一道也不能少。

“在城里人看来不过是鸡毛蒜皮，可在他们那里就塌了天，一牵就是左邻右居，或是十几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如果只是简单地一判了之，那极有可能只是系下了一个疙瘩、种下了一个病根。”范学青对这体会很深，“基层法官得学会当‘和事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息诉止争，事了人和\’。”

2010年9月，范学青接手一起债务纠纷案件。在对案件初步分类后，认为在送达环节就很有可能调解结案。于是，一大早就来到被告家中。当得知被告因家庭遭遇变故异常贫困，希望能分期还款时，便起身离开，打算再去做原告工作，争取签订分期履行的调解协议。被告送他出门时，正好碰上供电所送达停电通知书，原来被告已多次欠交电费。范学青二话没说，就替被告缴了37元的电费。

过了两天，被告和原告一起来到法庭，要求对他们已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确认。被告对范学青说：“那天，你给我留了面子。我再困难，也不能不识抬举。”

原来，那件事对被告触动很大，范学青走后，他主动去找原告协商。后来双方同意：被告到原告渔船上为原告提供劳务，原告将被告应得的报酬用于分期抵顶自已的债权。

2011年10月，黄墩镇辛某的房屋被邻居的大火引燃后烧毁，两家打起官司。范学青了解到原告当时已无家可归，该案转到法庭的第二天，就到现场勘查、调解。因双方对房屋修缮程度、损失价格争议较大，3次现场调解也没结果。于是，在岚山区法院技术室支持下，邀请日照大华评估所工作人员现场协助工作，评估所的专业分析，加上他们耐心细致地说服，双方当场对损失达成赔偿协议。

签订协议时，范学青又特意提示双方，约定原告建房施工时，被告应无偿帮工。最终，该案在立案后第14天顺利结案。

原告建房施工时，范学青前去祝贺，被告也履约来帮工。这不但使原告一家在冬季到来前住进新房，也拉近了原告、被告的关系，最终邻里和好如初。

“山区群众民风淳朴，也多性格执拗、偏激，如果不用心办案，小事往往会变成激化矛盾的大事，引发上访、缠诉。”根据这一情况，范学青总结出一套符合基层农村法庭案件审理规律的“三多一整合”工作法。

“一多”，即多走访，通过多到当事人家中、村居了解案件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二多”，即多协调，依托法官驻村工作室，协调村居街道、亲友及村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等开展调解说服工作；“三多”，即多争取，争取驻地乡镇党委、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配合；“一整合”，即整合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方面力量，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案件协调处理。

2011年，范学青在后村法庭工作期间，全年审结案件202件，其中调解撤诉156件，调撤率77.23%，唯一1件案件上诉，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调解诉讼成本低，结案周期短，人情味浓，可以彻底解决矛盾。当事人如果拿了一个他们不服气的判决书，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要付出成本消化这个矛盾。让矛盾在法庭得到彻底解决，就会减少社会的压力。对当事人也是这样，通过打官司，他们知道了法律怎么规定的，今后就不会老纠缠着这件事，社会矛盾自然就少了。”范学青常和同事这样说，“审理案件，‘案结\’只是个逗号，‘事了\’仅是个分号，‘人和\’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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