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班超园

刘德寿不论城市大小，只要用心地打造与呵护，它们都会让人类的目光充满着深邃的思想和理性的光辉。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徜徉和笔耕于古老的班城，也最爱在班城西南角的班超园里静穆和观望。看它精致而典雅的格局，看它威武而雄壮的气势，看它古朴而庄严的守望。

久而久之，我融入略逊建筑美学的班超园里，情绪一片苍茫。但精神的呐喊却在遥远的西域那刀光剑影的原野上感慨万千地澎湃和高翔。

此时此刻，我面对投笔从戎的班超夫子，心灵总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民族英雄气概中激越和奔放。思绪一次次穿越万古时空，一次次在唐诗宋词的浩瀚中，独自欣赏和解读，我欣赏一片天地，解读一段历史。对此，我想起文化学者梁中效所言：中唐晚期，随着国力的衰弱，为了江山社稷，国人尤其是文人和文人中的六位诗人，他们不甘沉沦，大刀阔斧地寄希望于班超那样建功立业，挽狂澜于既倒。我想，这六位诗人一定是许浑、钱起、鲍溶、戎昱、王涯和顾况。而王涯在《从军词三首》中写道：“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其报国之心迫切，天地可鉴矣。

当然，这是在雨中，我感觉，在河滨路西南山脚的班超园里，它独特的精致和典雅，它难得的寂寥和清净，应该说，它是这个山城最含隽秀、最具品位、最有文化穿透力的现代美学建筑之一。虽然，它的建筑格局很小，以至于在逼仄而陡峭的黑虎梁山脚，它是那么仓促，又是那么直白地藏龙卧虎，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在唐代开拓奔放的文化背景下，偶尔也会有诗画田园般的宁静和享受。就像豪放派诗人李白夫子的《田园言怀》那样:“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自犊，饮水对清流。”李白在人生低谷的驿站上，将万里封侯变为理想中的田园牵犊。

在宋代，也有七位诗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即立功西域，万里封侯。我想，这七位诗人一定是郑霖、王之道、度正、柴望、华岳、张镍和蔡戡。他们是宋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其中，郑霖在《提邢曾宝章宴安抚陈侍郎乐语》中写道：“会看印佩黄金斗，肯羡当年定远侯。”而华岳在《武兴解舟》中这样说：“见说平戎新遣使，班超投笔已封侯。”而蔡戡在《东归喜而有作》中也写道：“空惭马援标铜柱，自分班超老玉关。”在别开生面的宋词中，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形象更为生动。对此，司马光在《塞上》中更加坦荡地写道：“节物正防秋，关山落叶稠。霜风壮金鼓，雾气湿旌裘。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政治家司马光对班超投笔从戎的精神也大加赞赏。

除此而外，梁中效还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坛的“大腕”们建功立业的家国情怀。在宋代，北宋文坛的三大领袖人物，对班超立功西域投笔从戎的精神亦赞许有嘉。其中，杨亿在《石观》中写道：“如何班定远，发奋便轻捐。”梅尧臣在《宣州杂诗二十首》中写道：“班超投此去，死作玉关夫。”苏轼在《获鬼章二十二韵》中同样写道：“庙谋周召虎，边帅汉班超。”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人物的诗品和诗魂，充分展示了北宋文人家国情怀的理想之高迈，也是文弱的宋朝对英雄的呼唤。

班超在西域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年老思乡，多次上书朝廷：“臣不愿到酒泉郡，但愿出入玉门关。”班超年老乞骸骨，更加受到唐宋文人的敬仰。因此，中效先生说：中唐以后，这种尊老的文化已显现出来。

当然，从初唐政治家魏征的《出关》拉开唐宋文人对班超精神的诗赋序幕，从盛唐走来的骆宾王、杜审言、陈子昂以及唯美派诗人王维和豪放派诗人李白，还有实力派诗人杜子美、李益，中唐诗人王涯等多位诗人，更有张籍、胡曾、殷尧藩、王昌龄以及晚唐诗人王贞白、罗隐、徐夤、贯休等等，这些巨星闪烁的诗人们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都能心系国家，做事无愧于班超，社稷江山的稳固便会一劳永逸，民族复兴也将大有希望。

这里，唯美派诗人王维最希望像定远侯那样，在西域为国家建功立业。他的《送平澹然判官》：“不识阳光路，新从定远侯。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须气外国使，知饮月氏头。”王维的诗词丰盈而空灵，诗中充满对社稷江山和家国情怀的拳拳之心。

阵容庞大、数量惊人的班超精神诗赋，让我在遥远的班城顶礼膜拜，谦恭诵读，泪湿襟怀。我知道，从公元102年那个北风萧萧残阳如血的黄昏时刻，定远侯班超夫子，把最后的精神寄托于遥远而食邑的故乡。掐指一算，这趟千古一绝的远行，他用了近两千年的行走与穿越，披星戴月，昼伏夜行，也未能走到他的食邑之地。纵然如此，以“豪放”而著称的辛弃疾和部分宋代文人却对班超精神出人意料地提出过许多质疑。其中文同的《送黄庶先岷州赴举》云：“声名大抵重文章，慎莫便从班定远。”文同坚持“愤笔”而反对“从戎”，这大抵是受了“文章千古在，仕途一时荣”的思想感染。而辛弃疾在他的《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中也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辛弃疾不主张学习班超的投笔从戎精神。

与此同时，陈普和吕胜己对班超的微辞更是昭然天下，直截了当。陈普在《咏史上·班超》中说：“三十六人抚西域，六头火炬走匈奴。古今参合坡头骨，尽是离披见鹤乌。”吕胜己《木兰花漫·对轩辕古镜》：“请休论，定远说班超。总是黄粱一梦，怎如尘外逍遥。”

所以，梁中效说：“唐宋时期，博望侯张骞与定远侯班超形象的变化，不是个人的好恶所导致，而是中华文明大转型在文学及文化领域荡起的波澜，是中国社会及民众社会心理变化的折射。唐宋之际张骞与班超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中华文明转型时出现了偏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研究。”

于是，我更加念及班超，崇敬班超，体谅班超。他没有老子的通关文书，也没有孔子的精神泰斗。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精神名片。这名片就是古老的班城，在清嘉庆年间留给他的那方“班超食邑”碑碣。为了这方碑碣，他用灵魂对着大地，对着永恒的星汉与月光，极其艰难地穿越了六十九万七千五百一十五天昼夜兼程的茫茫日子。但我想，嘉庆年间的知县，他能够题写这块方碑，他便有着高瞻远瞩的人文精神理念，有着班超平定西域的高贵情怀，他之所以如此随意而无序地写下班超食邑的名片，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想用班超精神来感化乱世纷争中的和谐与安宁，并以此提升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底蕴，最终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这就是“班超食邑”碑最基本的精神基石和光耀千秋的理想价值，也是这片土地呼唤班超、接纳班超、祭奠班超的最高民族精神礼仪。

但是，这片土地，这方碑碣，是不是班超夫子情有独钟的官方文书和食邑名片，我不得而知。问题是，仅仅七年的食邑封侯，班超夫子究竟享受了多少至高无上的朝廷礼遇，我实在难以述及。但他一生征战沙场，讨伐匈奴，出使西域，从没有过千军万马，却留下了永垂青史的汗马功劳，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想想吧，出使西域，首战告捷，他只用了三十六名官兵，也唯有三十六名官兵。直到七十岁时才返回洛阳。而返回洛阳，他封侯食邑仅仅七年。而这七年时间，他均在异国他乡忙于平叛并为和平奔走。直到回到古都，回到朝廷，他未及享受天伦之乐。

是啊，永元七年封侯，食邑七年回朝，大限七十有年，建园七年落城。更加巧合的是，落成的地点，又恰恰是因班超而名的班城，这段名副其实的西域之旅，便亘古绵延，伟哉壮哉！

事实如此，在辉煌的汉代元气即将散佚的黄昏时刻，伴随着三国群雄的铁蹄，萌芽着魏晋名士的精神风采，感受着王羲之、颜鲁公、韩退之、李白、杜甫、陶渊明、王维、苏东坡这些高贵的民族精神巨星的冉冉升起，满门忠臣和天之骄子的班超夫子，只能沿着两汉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奄奄余脉，让充满着浩荡之气的高贵灵魂，走过大唐，走过宋室，走过元明清的秋天和八国联军的腥风血雨，穿越茫茫中原，逾越黄河天险，翻越秦岭屏障，一路向西，向西，在无尽而辽阔的九州大地，披星戴月，昼伏夜行，一路向西，向着他的食邑之地，用孤独的足迹，一步步丈量和贴近他和食邑之地父老乡亲的生死之距，情怀之距，信赖之距……

再过班超园，是去班超夫子崇高而圣神的精神和灵魂的栖息地。无疑，在我们不遗余力打造文化旅游名片的时代洪流中，这个小巧玲珑的班侯重地，更加精神万古，名垂青史，意义深远。但班超从未亲临过这片古老的土地，永元七十四年的秋天，他返回洛阳又病逝于洛阳。从此，班超封侯食邑的定远，也就是今天的镇巴，便成为他心中抱憾千古的眷恋。

想到此，我默默地来到黑虎梁山麓，泾洋河畔，雪花纷至的塑像前，豪侠万丈的班超更加英气逼人，魂贯长空。他虔诚而执着地护卫着映山红盛开的故乡，护卫着班城儿女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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