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得者　人心

殷成明

明弘治十六年（1503）授文登县知县的李敬，是山西大同人。他到文登上任时，随身所带除几件简单行李之外别无他物。此人“居官之日，冰霜操节，凛不可犯。凡兴革修举，缘事据实，弗饰虚美。爱民之诚，无异己子。联属抚摩，惟恐少咈。民亦如襁褓之在乳，不能少违也。其执持方正，略无洄洑逶迤以市誉。遇僚属礼虽优，然少循私焉则力加谕责。”“在任凡七年，节操始终如一。”

他任满七年后告别文登时，仍如七年前来文登时一样，带走的还是除几件简单行李之外别无他物。他离开文登那天，当地百姓大人、小孩沿路几十里挽留他，不愿让他离开。无奈，李敬只好脱下一只靴子留在当地，以作纪念。“留靴”，是孔子时留下的习俗，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公认的清官，可以在离任时脱下自己的一只靴子留在任职的地方作为纪念。明代著名学者、嘉靖年间曾任山东按察司副使的马应龙在《李公去思碑记》中由是感慨道：“呜呼！最难得者，人心；不易举者，臣职。”

人心者，民心也。“最难得者人心”，是为官者的一面镜子，也是对为官者的一种警示。

何以得民心？首要的是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明代安徽徽州府曾有这样一位知府，在任20年间，朝廷三次调任他职，均被徽州百姓联名乞留而连任。他就是福山县第一位科考进士孙遇。

明正统六年（1441），37岁的孙遇出任安徽徽州府知府。孙遇到任伊始，即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洞察时弊。他根据当地百姓要求，将县乡一些官田丈量成册，多余田地分给无田种的贫苦农民并合理调节徭役。他还在几个月之内将前任知府留下的多年积案一一调查取证，很快审清结案。广大民众感到公平、公正，都称他为“青天父母官”。正统十四年（1449），孙遇父亲病逝，他立即写奏折按例请假守制。按制应回故里守孝三年，然而徽州地方属官及百姓闻之，联名呈上恳留“夺情”（旧时官制，理应回籍守孝的官员因特殊情况，可依准不穿官服在原职地办差，不参加吉事，称“夺情”），得到朝廷批准。孙遇匆匆赶回福山老家为父亲办完丧事，迅即日夜兼程，返徽州府理事。

景泰五年（1454），徽州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先旱后涝，各县粮食歉收，遭灾严重的休宁、黟县、祁门三县灾民“聚众抢夺，远近骚动”。安徽巡抚和朝廷派下的御史要集中兵力赶往三县镇压。孙遇坚决制止，说这是饥民一时情急，并非本性，“兵一用，恐为祸不少”。并表示自己愿拿乌纱帽抵押，为灾民担保。他单骑赴灾区召来当地官吏严厉训斥：是你们没有做好百姓工作，致使百姓遭灾，“民则奚罪，宜听其悔过自首，勿为苛责”。他一边到四乡向富绅借粮，一边急向朝廷申请调粮，亲自主持设赈济施，使灾区百姓平稳渡过难关。灾后他又亲自到四乡督导抢种自救，深受百姓拥戴。这一年他母亲病逝，徽州百姓又联名再三恳请朝廷恩准，他被再次“夺情”留任。

孙遇在徽州干满两任，因政绩卓著，例应升迁。此时，徽州民众为他送万民伞，又联名乞留。朝廷重视民意，下旨孙遇就地晋职留任，由四品升为三品知府。孙遇以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赢得了民心，而金代明昌年间任文登县令的王瑜则以“不事鞭扑，务以德化”而深得民心。

王瑜，北京大定人，金明昌五年（1194）十二月出任文登县令。他刚上任，有人就提醒他：“文登素号难治，不可失之太宽。”王瑜听后笑了笑说：“宽猛皆有失。与其失之猛，不若失之宽。况县令之职，务在扬风化、宣德泽。刑威，盖不得已而用也。”

王瑜认为：“农者，德之本也”。因而“务劝农桑，不妨其力”。夏天，他不避炎暑，下到农田与农民一起劳动，劝说农民开荒种地，种粮植桑，当年秋天就获得好收成。他说：“学者，化之源也”。强调民众要有文化，要懂道理。他筹资兴建学校，发展教育，鼓励孩子上学读书，并且拿出自己的俸禄奖励读书优秀者。很快，“邑人歆服，熙然从化，顿息纷争之讼，浸兴礼让之风，涂歌里咏。”

王瑜曾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上任后，立即出榜，禁止并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行为，昔日那些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很快都规矩起来了。每到坐堂审案之日，他总是早晨五六点钟就开始升堂，一直持续到下午六七点钟。而且一贯坚持秉公执法、公正断案。他的家规也非常严格，绝不允许家人仗势敛财、仗势欺人，就连家里的仆人都管得规规矩矩。他家里虽然有好几个仆人，但外面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们。

王瑜在文登任职期满，升迁别处。当地父老乡亲都想让他留下继续当县令，但朝廷不同意。他告别文登时，百姓“各率送之，络绎道路，涕泣淋漓，如别父母”。

官者为政清廉、不贪不腐是赢得民心的重要之道。

东汉时期，东莱郡太守杨震深夜拒收早年他举荐者、时任昌邑县令王密十斤黄金的故事，流传千古，他也因此被称为“四知太守”。东汉延光三年（124），杨震遭人诬陷被罢官，返乡途中饮鸩而卒。他虽然含冤而去，但他为政清廉的美德却赢得广大民众的崇敬。当时的昌邑县在今巨野县南部与金乡县西北部交界处，当地百姓立碑纪念他。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莱州府昌邑县（今潍坊昌邑）的民众虽然明知“昔昌邑非今昌邑”，但还是因崇尚杨震高风亮节，毅然捐资在县城北高筑“四知台”（又谓之“辞金台”），另外还在城南门外修建“四知祠”，以表达对杨震的仰慕膜拜之心。明嘉靖《山东通志》记载：“四知台，在昌邑县古城西北，为杨震却金立。”清乾隆《昌邑县志》记载：“城之北有四知台，为东莱太守杨震立也。值夕雨初晴，月色皎澈，层台孤映，宛尔冰邱。登是台者，若挹夫子之清光云。”清代顺治年间，昌邑县还将“震台月霁”确定为“昌邑八景”之一。震台，即四知台。

千百年来，更有许多文人和官宦赋诗赞颂杨震的清廉官德。唐代诗人胡曾诗云：“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唐代诗人周昙诗云：“为国推贤匪惠私，十金为报遽相危。无言暗室何人见，咫尺斯须已四知。”明万历年间陕西按察司副使张维新诗云：“洒酒松丘下，俨然见汉官。黄金一土苴，白日此胸肝。节峻华峰削，风清陇树寒。尔名堪立懦，百代碣重刊。”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名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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