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桥”上有故事

张庆余

古老的大运河上到底有多少座桥，我不知晓。然而对济宁城西兖兰公路上横跨大运河的那座高高的大桥，我却是从年轻时期就对它比较熟悉了。那座大桥因为在鲁西南一带属于最高的桥了，而大凡带“最”之物，平民百姓往往冠以“洋”字，故而把那座大桥称作“大洋桥”，就像过去把很高的楼称作“大洋楼”一样。

我的家乡位于嘉祥最南端，距济宁有四十公里，称为大运河流域也能“沾得上边”。过去，家乡虽然离济宁不太远，但是家乡人能够上济宁去几趟的却不多，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济宁。故而，到济宁逛逛，或去济宁办点儿什么事，便成了家乡人的一种奢望，也由此引发了或令人发笑或让人惬意的故事——

在农业生产“大哄班”时期，家乡有个叫郗学增的中年，属于那种很“洋兴”的人。有一天，他要到济宁办点儿事，向生产队长请了假，便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出发了。半晌，来到了“大洋桥”边。因为桥面很高，很难骑着车子上去，他只好推着车子上桥。该下东坡时，他冒冒失失地跨上车子。为了不让车子的速度太快，他还使着车闸。不料走了没多远，车闸失灵了，越转越快，飞驰起来，他吓得惊叫，心想，这下子可完了，干脆两眼一闭，听天由命。也该他命大，那个年代路上的机动车很少，行人也不多，因而他并未撞着什么。车子将他急载百余米后，一下子滑入路南的干土沟内，栽了个满脸泥土。他爬起来试了试，还能走，便从沟里推出车子，走到平路上慢慢地骑着走了。他的这个“历险故事”，回村后一拉，引得大伙儿捧腹大笑。后来村里人编了一句“歇后语”——“郗学增下大洋桥，随它的便吧”。这句歇后语至今还被村民们引用着。

我第一次过“大洋桥”，是在1974年初冬的一天。头天晚上，生产队长张继宝在记完工分之后，把我和另外三个青年留下，说：“上级分给咱村一批生活用煤，大队又把这批煤按人口分配到各生产队，咱队里分了三千多斤，但是得由咱们到济宁煤场去拉。我觉得恁四个年轻力壮，恁几个去拉吧。要做好准备，明天早出发。”我一听高兴地差点儿跳起来，心想，盼着去济宁开开眼界，这次终于盼到了！夜里躺在床上高兴地翻来覆去，好长时间才睡着。

为了当天能赶回来，我们天不亮就起身了。我们先奔东北方向，走过满硐到黄堆集再到济宁至金乡的沙石公路间的十五华里土路，然后沿着沙石公路直奔济宁。过了八里庙，来到“大洋桥”西侧时，天快晌午了。去时虽然是拉的空车子，且是两个人轮流着“拉崩”，但也感到比较累，便决定在上桥之前歇一会儿，待攒足劲儿再上桥。正当我们坐在车杆上休息时，从那边过来几个汉子，每人拿着一根带钩的挂绳，争着要帮我们把车子拉上去。我们问：“要多少钱？”他们说：“空车子三分，重车子一毛。”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觉得三分钱够买三碗茶的，别花了；反正是空车子，自己也能拉上去。于是，便拒绝了他们。

我们稍作休息后，开始上桥。尽管是空车子，但由于是上坡，越拉越吃力，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乍一看到桥顶不太远，二三百米的样子，但走起来却是真够远，走不了几步就抬头看看，不住地嘟囔着：“咋还没到顶呢，咋还没到顶呢……”我们都冒汗了，走一段，擦一把汗。终于，拉到了桥顶。大伙儿这时感到说不出的轻松，更觉得天空开阔。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路过大运河，顿感新奇，便停下来，观望碧波荡漾的河水和一条条木船。我们看了桥南又看桥北，两边都是望不到头的河水、船只。当时我想：古老伟大的大运河，我有幸看到你了，将来和人们谈论起你时，我也有谈资了。

我们在桥上观赏了好大一会儿，才向人打听济宁煤场的地址，方知还有八九里路呢。我们又用了个把小时来到煤场，买了货单，过了车皮的重量，然后装上了煤。在返回时，原先想的“到济宁开开眼界”，一打听到济宁市里还有十来里，时间不允许，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盼着将来能有新的机会。当我们来到大洋桥时，照样有“拉帮的”要来助力。我们这次不再“小气”了，决定每辆车子花上一毛钱，雇一个帮手拉上桥。途中，虽歇了几次，但每次都不敢大歇，生怕天黑前赶不到家。时间还真被我们掌握得差不多，到家天已经挨黑了。队长为了犒劳我们，专门安排一名妇女给我们擀了白面条，我们吃得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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