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风靡下，被裹挟进墓葬的宫廷壁画

点击查看原图点击查看原图■本报记者周远

前言：

山东嘉祥县城南三十余里处，有座武翟山，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山的北麓有一座秀丽的村庄，村子的名字也叫武翟山。在这个村子的北面就是当年著名的武家林，以及它的附属建筑物———全国闻名的武氏祠。

上回我们说到，坐落在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氏祠汉画像石雕刻，以其丰富的藏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著称于世。它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民间艺人以刀代笔，集雕刻、绘画于一身，在祭奠先祖的祠阙石壁上，绘出一幅幅古往今来，生龙活虎的艺术画卷。

那么，两汉时期的绘画雕刻艺术，是如何成为祭祀先祖的主要工具的呢？用它来祭祀的根本诉求究竟是什么呢？记者采访了曲阜师范大学的骆承烈教授，以及在农业考古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中国农具史奠基人之一———周昕老先生，了解到他们对汉画像石的独特解读。

解读一：人们为何将“武氏祠”误读为“武梁祠”？

骆教授告诉记者，这组文物，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文人墨客、学者名流对其进行过研究，并给予过不同的命名。宋朝的欧阳修在《集古录》卷三中只记载了“后汉武荣碑”、“后汉武班碑”，没有严格命名，只是简单的考证。其他像赵明诚、洪适等也多有将其备录者。

值得一提的是，洪适是将“武氏石室”命名为：“武梁祠堂”。清朝的朱彝樽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也是称之为：“武梁祠堂”。最后，就连清初收集此石最得力的黄易也这样称呼，因此近代的很多著录中都是以“武梁祠”来称呼这座祠堂。

但骆承烈在他的《汉魂》一书中特别为武氏祠进行了正名，并进一步解释道：“这样的叫法肯定是不够确切的。”他指出，武梁祠只是四个祠堂之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不应以一概全。因此，现代对其正名为：武氏祠或者武氏石室都是正确的。而祠中的石刻群则应统称为：武氏墓群石刻。

虽然官方称呼是“武氏祠”，但在民间，“武梁祠”却比“武氏祠”更为民众所接受，这是为什么呢？在采访中，骆教授没有更多的解读，但记者根据采访所得，对这一叫法的普及进行了如下解读：

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与之相对应的个体、群体以及人们对其所形成的直观印象有关。“武梁是一个儒士，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从腐败的政坛上逃离出来做了隐士，保持自己的清白。官府曾经请他做官，被他拒绝了。武梁祠上最后一个画面面表现了这一事件。”周昕老先生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将“武氏祠”错称为“武梁祠”，可能就是因为武梁这个人所具有的那种超脱、个性的形象，比较符合大众对于一名官二代的良好印象，在这里记者不免要多赘述几句自己的观点。

现如今，很多的媒体新闻中一旦出现了事故，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往往都集中在他（她）是不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二奶身上。仿佛这几类人身上有什么烙印一样。

记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这几类人特别关注，更多是体现一种对“不劳而获”的愤懑、委屈以及嫉妒。事实上，可能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会选择能够不劳而获，因为那会让自己减少更多的付出，得到更多的回报。但事实上是，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出现在大多数人的身上。

这个时候，当大家都在靠“拼爹”发展时，突然蹦出来个独树一帜、积极向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修为简正，拥有着正能量的上层人物，不依靠家族势力，不借助家族能量，且总是为民摇旗呐喊的人物，大家就会在情感上向其靠近。

武梁，在历史上想必就是这么个角色，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仇富”这种心理永远会存在于有阶层的社会中。

事实上，将“武氏祠”这样一个具有鲜明贵族符号的家族祠堂误读为“武梁祠”，这样一个听起来貌似纪念像包青天、海瑞等一些被百姓深度认可的清官纪念祠可能是群众对于一个上层社会的人自愿留于下层，所表现出的一种类似自卑的认同感。

解读二：“儒学”是怎样成了封建统治者手中驭民利器的？

根据采访所得，记者总结如下：在祠堂中用刻汉画像石这样的祭祀方式来祭祀祖先的方式，究其根本是出于迷漫两汉之际的厚葬之风。可以说，汉画像石是汉代厚葬习俗的直接产物。这种厚葬习俗的主要思想和社会根源，是根深蒂固的“灵魂不死”观。

那时，人们以为万物有灵、万物有序、视死如归。所以，他们用厚葬的手段，不惜一切建造地下宫殿或豪华墓林，希望死后能够继续享受，甚至生前没得到过的荣华富贵。由于石刻画像比竹板、布帛坚固耐久较铜铁金属制品取材广泛，最能满足其厚葬建筑铭记以存的需要。其实，这样的做法在我们现当代也并不罕见，只是变成了烧纸钱、纸马、纸汽车，一烧就是几千万、几亿，电视机啥的也是毫不吝惜，烧呗，反正都是纸的，这些其实都是源于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某种向往和寄托，古时候，那种等级分明，制度显见的社会，就更是让人们对死后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于是，先朝的青铜雕刻技法应用在石壁上，宫廷壁画被厚葬之风裹挟进墓林装饰建筑之中，汉画像石就此应运而生了。“石刻，不但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著称于世，更是近2000年前的社会生活再现。它突出的表现了儒家思想在东汉末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事实，因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骆承烈教授多年潜心浸淫于儒家文化的研究之中，对于石刻内容有着自己独到、深入的见解，他认为，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末年、战国时期虽为“显学”，但它既受推崇，也遭抨击，只是一家之言。

到了我国专制主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成后，便以其守成、治世的特点为统治者所赏识，说白了，就是让人变得顺从、痴呆，不要发表不同的意见，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试想，如果一个皇帝虽然自己本身的智商并不算高，但他所统治的几万万民众全是白痴，那他管理起来，得容易多少啊？相反，就算他本身再精明、强干，下边的人各个都比他能干，各有各的想法，而且核心思想上并不以他为尊，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约束，那他就是累死，也无法统治群臣、群民啊！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195年）过鲁时，首次用太牢祀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达到了被“独尊”的地位。从董仲舒“天人三策”发展来的“天人感应”说，更为统治者十分乐意地拿到手，给儒家思想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成为了他们巧妙利用的正统经学。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济发展，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秩序，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大力提倡谶纬迷信。不但儒学生徒要记诵谶纬，连对试策文也要引用谶纬内容。为了更好地将谶纬和正统的儒学结合起来，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皇帝亲自主持在国都洛阳北宫白虎观召开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上，讨论了“五经同异”，“使诸儒共正经义”。

会后，诏令班固撰定为《白虎通德论》。此会的召开及此书的厘定，一方面是用谶纬来正经学，一方面是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这部书自此便成为把儒学思想经典化的著作。

它突出地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糅合在一起，加以系统化、完整化、神圣化。它明确地提出了“三纲六纪”等伦理规范。于是封建纲常更加的完备、具体，成为了支配人们伦理、政治生活的统治思想和执行准则。

武氏祠的主人———嘉祥武氏一族为当地一方仕宦之家。系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自然是奉行东汉政府的各种政令，其举措均按朝廷的法则、规范行事，意识形态上以《白虎通德论》中的精神为本。死后也依此内容令人刻就画像石，置于墓室之内。

（未完待续）

这是位于武梁祠中的西壁画像，第二层就是文章中最后体现的帝王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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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嘉祥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