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系国运 瑞蚨呈祥(下)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翟伯成

（上接6月25日）

二.东陵大盗孙殿英劫掠旧军孟

孟氏“祥”字号的发源地旧军，当地人俗称“旧军孟”。

孟氏商人“以末（商业）致富，以本(农业)守之”，并未放弃传统绅士生根立命之基。他们所追求的只能落脚在以“土”为本，广置良田，上以献君，下以济世的“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思想上。因而孟氏“祥”字号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在旧军大兴土木，不断营造祠堂、住宅、私塾学校、花园，其华丽情形，堪称一绝。据调查了解，当时在旧军，有三十二条街、七十二条胡同，外面还有护城河和圩子墙，仅孟氏家族规模较大的花园就达11处之多。然而，这样一座庞大的庄园，到了1929年，遭到了灭顶之灾，部分豪宅被毁。

这又与东陵大盗孙殿英有关。

1928年春末，山东督军张宗昌垮台，树倒猢狲散，其部下四处逃窜。一支残部流窜到长白山一带，归入张鸣九麾下。章丘各地武装割据，土匪蜂起。富商望族纷纷组织自卫团，保家守业。在章丘中部，各富商望族和民团之间甚至发行临时“流通卷”，以维持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稳定，可见当时的无政府状况。

到了1928年7月21日，巨匪张鸣九攻克章丘城。古城大多商铺巨宅遭劫掠。第二天，张鸣九下令任意抢掠，地方保安团等武装不能相救。张鸣九为祸章丘，激起各界义愤，孟洛川、辛铸九、高盘之、丁凤轩、韩晋侯、刘淑青、张子衡、李延煜等社会名流在济集会发剿匪呼吁书，曰“匪患日炽，生灵涂炭，吾章邑黎庶，深陷汤火……仰诸邑官府、乡绅团练及仁人志士奋起剿匪，以拯章邑万民百姓……”。当时有七县民团参与助剿，与章丘四个团并埠村李延煜团，号称“七县十三团，围匪三天两夜，二进二出，虽戗匪百余，县城数攻未下。

进入12月，天寒地冻，迫近年关，匪徒虎视旧军，欲强占之。激战10余天，互有伤亡。是时屯扎在刁镇的齐东、济阳、邹平三个民团，乘机将敌堵截在女郎山下，双方激战半夜，匪众又退回章丘城，张鸣九下令放火，火光烧红了半个城池，从南关至北关，一些民房被烧了个片瓦不存。

设防在胶济铁路两侧的六个民团，在李家平的率领下，会合山后寨的红枪会乘匪不备包围了章丘城，激战三天两夜，重创匪徒，但双方仍僵持不下。

1929年2月初，孙殿英在盗掘东陵后游走山东。曾任张宗昌山东自治筹备处长的章丘乡绅刘昭一面见孙殿英，历数张鸣九祸端。不久，孙殿英率部来到章丘，直接照会旧军镇：“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十二军，奉命东进，小住即去。”

旧军所在区第二区副区长李敦复、保安团团长孟广浚（德明）及乡绅代表孟广茂等40余人，手持彩旗列队恭迎孙军于南门外，军部暂设“慎思堂”南宅。

孙军的到来，地方有识之士喜忧参半。有人认为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奉命前来剿匪，当然是好事；但旧时军匪一家，多数人认为孙与张鸣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不管怎样，孙毕竟是正牌的“中央军”。有鉴于此，各地剿匪武装纷纷撤走。二区（含旧军村）首脑李敦复、刘芾村和乡绅代表孟广茂等联合晋谒孙殿英，请求出兵剿灭张鸣九。谓此举顺天意应民心而功不可没。孙殿英身临旧军，见家家朱门楼台、深宅大院，遂生觊觎之心，表示愿意派人找张鸣九调停。结果，张鸣九以索取2万元的“开拔”费为条件。孟广茂等认为土匪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此款与其给匪莫如奉献军座，用以酬军，孙半推半就应了下来。

当时，匪部驻守章丘西关的刁松亭，密结孙殿英并愿归其麾下，于是，两方里应外合，兵不血刃，孙就占据古城，火并张鸣九部，将参谋赵著明处决于旧军北门外，匪众被改编。

为感谢孙殿英的剿匪之恩，章丘10个区公所均为孙殿英献了万民旗、万民伞，并在耿家村唱戏3天，以示对将士的慰劳。二区代表李敦复与各区商议军饷军费的问题，被婉言谢绝。派孟家族人去天津找孟洛川资助亦遭拒绝。勉强凑足2万元，孙谦让再三后方欣然笑纳。

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兵匪之祸就此结束。孙殿英出师“剿匪救民”的美名一时传遍章丘。

岂料，一场更为惨重的灾难接踵而至。

翌年2月下旬，孙军东去桓台，临行，命师长张立国、参谋马孟九：“暂驻章丘。”等他离去，张、马二人率军疾驰旧军，诈开圩门，在乱枪声与火光中，他们先从孟家“10大堂号”下手，内宅外院，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劫掠财物。昨日“仁义之师”，今日变成巨寇强盗。

黎明，张立国、马孟九集中了一批珍贵物件，装了20多辆大车，另有许多玉翠古玩，装在十几只皮箱中，抓民夫抬着，一起送往孙殿英处。被分配押运任务的一个连，谁也不愿就此离开旧军镇，于是，张下令把负责集合的连长和一个号兵击毙，才勉强控制住了局面。

第二天晚上，匪徒们在旧军开始了洗劫，烧杀淫掠，特别是烧毁了有名的公祥当铺。与此同时，被绑架的所谓“肉票”多达数百人，押在各营，声称只要交足钱就放人，无钱者随时被“撕票”。孙殿英在平度得到张、马送来的第一批“赃物”，欣喜异常，始信“金旧军”名副其实。后见他们久掠不归，怕生变故，下令催其速回。

张、马接令，将旧军镇所有大小车辆和骡马集中起来，计大车150辆，小车60辆，牲口400余头，作运赃物之用。32条街道首事人和乡绅大多数被掳，用长绳各缚一臂，拴成长串。另有妇女、民夫300余人统统带走，途中只有少数逃回。

孙殿英见张、马率众满载归来，疑虑顿生，深感“东陵盗波”未息，又洗劫旧军，一旦失密，后果不堪设想。张、马在旧军20余日，私囊已满，为害可想而知。于是心生“金蝉脱壳”之计。召两人密议陈说利害，孙提出将掳来之人全部放回，以示优待，减轻民愤。同时，还要张、马委屈一下，避居一室，对外扬言这是给他们的处分，等人走后，一切完结再恢复他们的自由。总之，孙某是为大家好。

孙殿英将张立国、马孟九监禁后，马上接见旧军来的各街长、乡绅和民众，倍加宽慰并深致歉意，说待严惩主犯后，即请乡亲们回家团聚。与此同时，孙已派重兵包围了张、马所率之团，勒令他们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全部解除武器。逐个搜身，令其交出赃物，否则，立即处决。一时交出的银元装满了十几个大笸箩。如金戒指、玉镯、银项链、手表、怀表、古玩不计其数。接着，孙又令旧军来的人在另一场地集合，他当众脱帽行礼，亲自致歉，并解释说张立国、马孟九奉命西去历城，不料路经旧军镇，见财生盗心，擅入民宅，抢掠奸淫，杀人放火，罪大恶极，实属军法难容。现本军决定，将两犯就地枪决，以正军法。于是将张立国、马孟九提出，验明正身，当众执行。最后，孙又陈述其治军不严，致有此事发生，要呈报上级请求处分。望诸位父老兄弟姐妹回去后，代孙某向旧军乡亲谢罪，态度异常诚恳。

民愤平息、乡邻离去，孙殿英独吞了所掠财物。后在牟平被刘珍年毙杀。

至此，孙殿英一手导演的劫掠恶剧，方告收场。旧军，鲁中商镇，遭受劫掠，孟氏家族珍宝细软损失殆尽。

1929年冬季，孟洛川曾回旧军，督办重修家谱事宜，之后举家四十六口离开旧军，迁居天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三.瑞蚨呈祥，“旗”领崭新时代的到来

历史翻回到70年前，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人民在欢呼，广场在沸腾，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宣告成立，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古老国度全新时代的开始，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重生的曙光……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面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国旗，却是由一家创建于山东章丘的百年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供料制作的。

弹指一挥间，让我们一起掀开历史的面纱，去探寻这面在开国大典上被全世界瞩目的国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进行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是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和作家沈雁冰（茅盾）。组员有田汉、郭沫若、郑振铎、李立三、廖承志等共16人。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当时他31岁，是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彭光涵等人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在北平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面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制旗社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就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1949年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一个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底五星旗”，所展示的正是彭光涵在大栅栏所做的那面红旗，彭光涵也成为展旗人之一。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底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大会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

国旗方案通过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所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方便制作标准国旗。当晚，经他们三人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按原说明在坐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改写后的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后送周恩来审批。最终确定的制旗法通过电报，传遍了全国。随后，第六小组就开始准备五星红旗的制作。

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料子来自北京“瑞蚨祥”。红旗制作负责人宋树信先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北京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便又赶到位于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瑞蚨祥”的职工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

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而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就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也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由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提供料子，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

在当时，欢呼的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面点亮他们心中无限遐想与憧憬的旗帜，同样为京城的瑞蚨祥商号，带来无以复加的自豪与荣光。这份喜悦，恐怕也是百年前那一群从山东章丘来京城打拼立业的东方商人们无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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