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安作璋

□王丙录

1957年夏,我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同学们都热衷于打听、议论系里有哪些学术权威。当时系里几位年轻讲师中有一位安作璋老师,中国古代史专业,已出版《汉史初探》,《光明日报》“史学”栏目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考材料相当丰富”的汉史论文集,在当时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另一部著作《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是一部论证翔实、对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老师们的著作都在院图书馆里,我们得以提前借出来阅读、学习。未上课前,只闻其名未见其面,但这些学术权威在我们新生的心目中已树立起高大形象。

安作璋老师教我们《中国古代史》。记得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过,教室门口一瘸一拐走进一位老师(安老师腿有残疾),个头不高,身穿灰色制服,手提草兜,吃力地迈上讲台。他从兜里取出讲义及几册参考书放在讲桌上,抬起头,我才看清他的长相,国字脸,头发稀疏,双目炯炯有神。老师用带有鲁西南口音的话语说:“我叫安作璋,今后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第一堂课,安老师主要讲了学习《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意义、学习方法及注意的问题。安老师讲课慢条斯理,似乎缺乏激情,还带点口吃,大家都略感失望。数堂课后,同学们才逐渐领教到安老师教学的“厉害”。他每次上课,首先拿出讲义、参考书放于讲桌,但这只是摆设,他讲课时从来不看。安老师对“四书”“五经”等古籍都了然于胸,讲到某知识点,经常背诵大段古籍加以说明。他讲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能抓住重点,条理清晰,很受同学们欢迎。

令我最难忘的是安老师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实地考察课。龙山文化的发掘地,在济南市区东60余里处,章丘龙山村的城子崖。安老师想到现场上这一课,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布置同学们提前看《龙山文化》讲义章节及有关参考书,对该内容有了初步认识。

这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两个班80多名同学提前到食堂吃了饭,在安老师的带领下,乘大客车到火车站,坐火车沿胶济铁路东行,在炒米店小站下车,然后坐驴拉的大车到城子崖遗址。安老师介绍说:“当时齐鲁大学历史系有位助教名吴金鼎,我1947年考入齐大时,吴老师早已离开,他是我的师辈。吴老师于1928年首先发现了龙山文化。这引起当时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专家的注意。1930年秋,史语所的考古专家李济、董作宾来城子崖进一步挖掘。除出土别的几件文物外,还发现了大量破碎的黑陶器(片),它造型优美,漆黑晶亮,薄如蛋壳,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与创造。所以,龙山文化也叫黑陶文化。这种精美的黑陶首先在龙山村附近发现,此后我国其他地方的黑陶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安老师还兴奋地说,我们在发现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有的外国学者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片面地以为仰韶彩陶的几何图形与西亚的彩陶器相似,贸然断定“中国文化来自西方”。龙山文化作为铁证,有力地粉碎了这一偏见与谬论……这别开生面的一堂课,虽过去六十余载,依然历历在目。

后来,在与安老师交谈及其他途径了解到他的身世及经历。安老师于1927年冬末生在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人家。1937年小学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因不愿接受奴化教育,毅然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教诲下,奠定了较深厚的古文基础,也萌发了学习历史的志趣。1944年安老师随流亡学生到皖北阜阳,进入流亡到此地的山东第二临时中学读书。由于日本鬼子不断扫荡侵扰,多数学生与家庭失去联系,安老师也不例外。学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临时用泥土坯垒的草房,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窝窝头。生活恶劣,导致疾病滋生及流行。当时,安老师身患关节炎、疥疮、疟疾三种疾病,仍苦读不辍。1947年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遗憾的是,长期关节炎的折磨夺去了他双腿的健康,他只能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奋力向前。大学期间,安老师在著名史学家张维华等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重点攻读秦汉史。由于家庭困难,他半工半读,如饥似渴地阅读先秦及秦汉历史文献,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阅读、思考、钻研学问。1951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师历史系。随着《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出版及再版,很快在史学界引起关注。

“文革”开始后,“历史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甚嚣尘上,安老师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批斗等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坚信,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绝不能割断历史、忘记历史,历史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正是这种信念支持他顶住险风恶浪,断断续续进行着历史科研工作。常常是白天被禁闭批斗,晚上回家就迫不及待地伏案攻读、奋笔疾书,忘记了一切屈辱和不快。随着黑暗时光的流逝,一叠叠资料卡片、一页页书稿又悄悄填满了因抄家而变空的书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之后,安老师的大批科研成果公之于世。除原有著作不断再版外,又陆续创作出版了《秦汉官制史稿》《秦汉官吏法研究》《班固评传》《刘邦评传》等多部著作。

1982年我调来济南工作。有一年正月初三,山师同班几位同学相约到安老师家拜年。师母陈有今(省戏曲学校高级讲师)笑着把我们迎进客厅,并把安老师从书房喊出来。陈师母笑着向我们告状:“你们的安老师真的不要命了,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春节也不好好休息,从大年初一就开始蹲到他屋里写稿、改稿,折腾个没完没了,有时候连饭也忘了吃。快管管你们的老师吧!”安老师也笑着说:“管也没用,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领导对我又如此关心照顾,我不能辜负。我活一天就拼命干一天,好在我已习惯了。”那天,安老师还说到他到日本讲学的感想:日本政府很注意保护古迹文物,古建筑都能很好地保护,并善于利用这些文物对国民进行教育,在一条街上竟有三处专题博物馆、展览馆。日本也重视本国史与外国史的研究,他们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的问题比我国学者研究得还要细致。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著名学者徐北文教授生前曾赠给安老师一副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对安老师平生的概括颇为贴切。2月20日,惊闻安老师与世长辞,只能以文字送别老师。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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