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的文人学士都爱买书,光阴日久,书籍由少积多,柜中便有了存书。年岁渐远、读书成癖、聚沙成塔,存书便成为藏书了。宋朝中期,由于毕昇发明了活字排版法,书籍印刷比雕版印书快捷便当,从此,印书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历史上,我国藏书风气便兴起于北宋,也由此诞生了许多藏书家。
那时,文人学士都以读书、买书,存书、藏书为乐事,达官贵人、学子雅士动辄数千册、上万卷。著名的大学者司马光,在晚年含笑指着收藏有万卷古书文籍的书斋,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孙:粮商米贩经年囤积的是如山似丘的金谷玉黍,珠宝商贾精心储存的是价值连城的金石玉器,这些都是有价资产。我毕生所积攒、拥有的却是无价资源,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些史书典籍。它的知识、学问是难以用金银珠宝来衡量的。
当时,人们不仅以读书为乐,社会上还流行以藏书为荣。京都军中校尉黄庭坚的舅父李常,系唐代皇室后裔,终生坚持读书、藏书。书厨内装的满当当的,收藏有9000多部(卷),书斋被后人誉名为“李氏山房”。耳濡目染,黄庭坚自幼也养成了藏书的嗜好。一日,他闻听城郊有一名叫田伟的县令,藏书甚丰,于是便乘兴前往登门拜访。进得门来,环顾周遭,他被惊呆了,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庭院不大,却修建了一座敞亮、气派的“博古堂”。面前真乃是书山卷海,史书词籍竟多达75000多部(卷)。他一时无语,沉思良久,感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丰,未有及田氏者!”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侵,攻陷汴京,北宋宣告灭亡。是年5月,康王赵构登殿,称宋高宗。一代词宗李清照和其夫赵明诚,当即决定南渡。李清照在桑梓章丘明水,清理青少年时期所读的诗词文藉计17000多册,捆扎了21包;后又在青州整理出阁后所读的史书古籍22000多卷(包括赵明诚所读),捆扎成45包,总共装载了15驾马车。他们先到建康落脚,后又转到湖州。公元1128年,赵明诚在知州府任上病逝。无奈,李清照又启程寻找其弟,从水路转到杭州。在其弟租赁的房舍内,安顿后便即刻买来书橱,为随身南下的藏书安排“新家”。路途中虽几经颠簸流离、遭灾遇祸,李清照迫不得已时宁可丢掉衣物,也不遗弃藏书。她视书籍似血肉,如生命一样珍贵。
国学大师黄侃,因为酷爱书籍,被人称为“书淫”。他不以为讽,反而倍感欢欣。发饷后,他先“逛”书店,购书是他人生的第一趣事。一次他花重金购买一部《道藏》,欠饷,由好友“凑薪”后才满意取归。又一次,他耗巨资购得《四部丛刊》,此刊多达2400余册,只身难以带走,只好雇车运回。但他仍不满足,曾赋诗云:“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勉借书痴?”
近代文人名家也传承有存书、藏书的传统习俗。鲁迅先生藏书(线装本)多达13橱;巴金先生摊上了好时代,藏书盛满了两座屋,摆满了20多橱;老舍先生前半生虽颠沛流离,仅新中国建立后,也藏书8橱之多。他们爱书如命、读书成瘾、藏书成风,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名人学士的藏书不是装潢门面,更不是附庸风雅。他们认为好书就如一坛陈酒,弥久余味愈香;又似一壶香茗,愈品滋味愈浓。他们觉得藏书不是目的,买书是用来收积知识的过程,读书是用来积淀学问的手段,写作是用来倾诉心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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