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铁都”济南

铁炉□刘丽丽 杨阳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部第一集，出人意料地捧红了章丘铁锅。章丘冶铁业自古发达。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设置郡国诸县铁官46处，山东共有12处，济南郡有东平陵和历城两处，也就是现在的章丘西和济南古城区一带。一个郡设两处铁官，可见汉代济南地区铁矿资源丰富和利用之充分。章丘的冶铁业传承了2000多年，古城区的冶铁业发展从济南考古馆展出的铁矿石和陶范中可窥见一斑。

2004年4-6月，市考古所对按察司街遗址进行发掘，清理灰坑18个、窑址3处、唐墓1座，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汉代冶炼遗址，有耐火砖、铁矿石等遗物。12月，在与按察司街毗邻的运署街遗址，又发现一批汉代冶铁用的陶范和冶铁后的铁渣等，证明此区域是一处重要的汉代冶铁遗址，可能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历城铁官的一处作坊。

为充分发掘冶铁遗物的历史信息，市考古所与省有关部门开展了《济南地区古代采矿冶铁状况考古与调查研究》。经检测分析，陶范、耐火砖显示出范铸技术与高温技术的成熟；铁渣中Fe的含量较低、氧化钙的含量高，表明冶铁效率的提高和助熔剂使用的成熟；当时矿石分选、加工技术也已经相对成熟，这些都显示出发达的冶铁技术。综合考古遗址文化内涵和相关测试结果，初步断定该遗址是汉代的一处位于产铁地、兼营冶炼和铸造的铁作坊遗址。遗址大部分为铸造产品，以农具、车马器等生活用具为多，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铁板材、铁锭等半成品，为汉代不产铁的区域提供进一步加工铁器的原材料，显示出汉代冶铁业生产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续汉书·百官志》：“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铁官一般设置在铁矿资源丰富的地区。根据史料记载，济南东郊及东南郊一带铁矿资源非常丰富，包括郭店、王舍人、张马屯、黄台、砚池山、燕子山一线。从矿床分布总体趋势和古代铁矿体的分布特点看，有两个区域矿体埋藏较浅，一是青龙桥、十里河一带，二是唐冶、平陵城一带，有的矿体就出露在表，易于采集。这可能也是两处铁官的主要所在地。而按察司街、运署街遗址正处于青龙桥附近。古代交通不发达，寻找矿源的手段简单，因而都是在矿源附近、开采相对容易的地方，营造作坊、组织人员进行冶炼和铸造的。而冶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反映出以冶铁为主的工业重心地位。可以说，两汉时期，济南堪称“冶铁之都”！

时隔五年之后，又一重要发现为“铁都”之称增加了筹码。

2008年12月至2010年7月，市考古所对魏家庄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168座，其中汉代墓葬96座，出土文物600余件（套），一次性出土36件铁器，有釜、炉、鼎、剑、削、鐎斗等，极其罕见，为全国汉代铁器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之后与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对铁器进行维修保护，是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铁器文物修复工程，获首届考古学大会文物保护“金尊奖”，为今后同类文物的保护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让我们仔细审视魏家庄出土的铁器吧！铁鼎，这次发现了11个，是考古发掘中单次出土铁鼎最多的一次。铁釜的广泛使用，为炊事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圆筒形铁炉，一侧突出长方形进火口，对侧伸出朝下的弯脖，可将烟导出避免熏人。铁炉上架起铁釜，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DIY火锅呀。铁制的长剑在汉代也得到人们的青睐，《后汉书·韩棱传》：“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李贤注：“《汉官》椎成作锻成。”济南能锻造出名闻全国的三大名剑之一，可见冶铁水平之高、影响之大、地位之重！魏家庄遗址出土铁剑15把，长度在85～114.5厘米之间，是不是如同“济南椎成”剑呢？

其实，在汉代之前，济南的冶铁业就已有发展。

郭店沙沟的齐王坑，据说春秋战国就曾开采。而济南东部的唐冶也是因唐代曾在此开采冶炼而得名。明崇祯《历城县志》云：“秦叔宝宅，在西关沙苑。子孙世以铁冶为业，世称铸铁秦家云。”《元史·食货志》：“产铁之所，在腹里曰济南等。”1958年大炼钢铁时，还曾在其中一些地方开采过。济南冶铁业，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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