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禁赌碑

大寨禁赌碑文/翟伯成

在文祖街道大寨村，笔者见到一块弥足珍贵的禁赌碑，感慨颇多。追溯历史，赌博之害，由来已久，虽朝代更替，此风不绝。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乌曹乃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大臣。由此可见，赌博游戏在中国至少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了。《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一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

在章丘境内，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赌博尤甚。至清朝中晚期，赌风愈演愈烈，贻害无穷。赌风一盛，淳朴的民风不再，鸡鸣狗盗之事蜂起，社会秩序破坏殆尽。故民众对此深恶痛绝，屡起禁伐之声。于是地方乡贤及有识之士拍案而起，或联名上书官衙，痛陈聚赌之害，由官府批示谕禁，以端风化；或村民联名同立禁碑，以儆效尤。大寨村《禁赌碑》，就是当时民间禁赌之物证。

大寨禁赌碑，碑高约2.2米，宽约0.83米。碑文如下。

“钦加同知衔蒙阴县调署济南府章丘县正堂加七级记录十次乔。为出示晓谕严禁，以安良民而端风化事，据明四里大寨庄民陈方美、孙发清、赵殿文、黄书田、张怀瑛、王和、王茂、闫佩福等呈称：切身等庄，业习耕织风尚，俭朴由来已久。惟恐奢华之辈不事农业，设局赌博，此风一开，无弊不出，洵可为恨。身等公立条规，凡在庄中，无论老幼、贫富，不惟不准设局会赌，即掷骰、斗牌、些屑小博，凡称为赌钱之事，皆列禁止条内，一概不准，倘有故犯，定引送官治叩恳。”

仁台恩准出示勒石，以垂久远，均感无级，等情到县。据此，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庄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勤厥职，安分守业，徜有无耻之辈仍蹈前辙，局赌妄为，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按律究办。本县言出法随，决不宽宥，万勿视为具文，自罹法网，各宜凛遵毋违，特示。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十四日示。

在碑的背面是《戒赌十条》、各族首事人名单及宠（庞）德公《诫子诗》的前半部分。庞德公《诫子诗》全文如下：

“凡人百艺好随身，赌博门中莫去亲。能使英雄为下贱，解教富贵作饥贫。衣衫褴褛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不信但看乡党内，眼前衰败几多人。一样人身几样心，一般茶饭一般人，同时天光同时夜，几人富贵几人贫。君子贫时有礼义，小人乍富便欺人。东海龙王常在世，得时休笑失时人。大家忍耐和同过，知他谁是百年人。瘦地开花晚，贫穷发福迟。莫道蛇无角，成龙也未知。但看天上月，团圆有缺时。”

庞德公，东汉襄阳（今湖北襄樊）名士。荆州刺史刘表数次请他进府，皆不就。刘表问他不肯官禄，后世何以留子孙，他回答说：世人留给子孙的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安居乐业的生活，所留不同罢了。庞德公的儿子，娶诸葛亮二姐为妻，诸葛亮以师礼对待德公。清人阮函认为庞德公对诸葛亮的成才起了关键的作用，现代学者谭良啸则认为庞德公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老师。庞德公对侄子庞统的成材、成名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纵观此禁赌碑，可谓言简意赅。其内容至少可见四点：一、赌博危害之烈。素有民风淳朴的乡村，由于赌棍麋集，劣迹频闻，以致风俗大变，禁赌已势在必行。二、禁赌民心之齐。立碑同人为全庄人，可谓同仇敌忾，群起攻之，足见禁赌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三、查办赌徒之严。只有查实严究，才能震慑顽劣。禁令规定，不论窝赌窝贼，将一网打尽，并将房产充公。这样擒首端窝，可谓治标治本。四、禁赌决心之坚。首事同人不仅召集村民广为宣传，还立碑永久警示，并从严约束，如有违禁，不得循情宽宥，“无论亲眷厚薄，均罚京钱”，表明禁赌之决心，坚不可摧。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有鉴于明亡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励精图治。康熙、雍正两朝都严禁赌博。康熙“莅位之初，即用为大禁”。“由是斗狠酗博之羌民，屏息而不敢出，内则五城衙巷市井之贼日稀，外则商旅恬安，宵行夜宿，少遭劫盗，田畴益治，并里宴眠。”

大寨禁赌碑作为重要的史证，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段社情历史的记述，更重要的是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鉴，匡正祛邪。如今济南市正在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解读大寨禁赌碑意义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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