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藏书家之墓 寻书魂之踪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历代的藏书家，为了不使古书消亡，苦心孤诣，倾其所有来保护典籍，可称得上是“费尽移山心力”。正因为有这些把典籍视若生命的藏书家，才使华夏文明的历史，得以有详尽的文献佐证。

抱着对藏书家的这种敬意，韦力先生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在三年之内，完成了对分布在大江南北的40位古代著名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的寻访，从刘向、班固，到范钦、黄丕烈、曾国藩、罗振玉、傅增湘，行程数千公里。这是对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一次巡礼，亦是对传承了中国文脉的众多先贤的拜祭和纪念。

两年多时间跑完2000个目的地

韦力，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浸淫古书三十年，私家藏书当世无两。留心古书版本、递藏掌故之外，致力于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的考察与研究。著有《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爱》等。

对古书之爱，促发了韦力寻找藏书家之墓的行动，这也是他庞大的文化寻踪之旅的一小部分。在《书魂寻踪：寻访藏书家之墓》一书“后记”中，韦力写道：“原计划用五年时间，跑遍我所列出的3000多个寻访之点。从三年前开始，我几乎每月一程，每程20天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奔走。在每天的寻访过程中，一路上用小卡片记录着寻访过程的点点滴滴，晚上回到住宿之所时，再将白天的寻访笔记记录下来，同时筹划第二天的寻访路径，每程回来后，将寻访过程写成草稿，之后再跑下一程。到了第三年，因为自己的受伤，寻访之旅被迫中辍。在这段休养过程中，开始写这段寻访之文，先期将藏书家之墓这部分编成这本小书。”

寻访过程有着韦力未曾估计到的艰辛，“当今的交通已称得上极其便利，这远比古人的条件要好太多，然而我所筹划的寻访之点，大多不在城镇之内，也不在通衢大道之旁，基本上处在荒山野岭之中，虽然大多是乘出租车出行，但只可走到近旁，剩下的难以车行的路还是要靠自己的双脚。这不仅仅是体力的考验，更大的心理负担是对自身安全的考量。在这荒无人烟之处，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安全保障，当然是首先考虑的问题。虽然准备了各种措施，但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些措施只不过是给自己壮胆，真遇到危险情况，这些措施难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跑完了2000个左右的目的地，这个结果让我自己觉得挺满意。虽然经历了几次意外，最后一次的受伤，情况还十分严重，但毕竟活着回来了，应当感谢上苍的眷顾。”在济南，寻访李开先墓

《书魂寻踪》囊括了40位古代著名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的寻访。寻访名单的确立，是作者通过系统研读跟中国文献历史有关的所有参考资料及相关专著，仔细推敲而来。行文成章时，作者既有对藏书家的生平和藏书特色的介绍，也有对寻访过程的记录。

在济南，韦力先生寻访的是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李开先墓。

李开先（1501—1568），字伯华，号中麓，官至太常寺少卿，与唐顺之、王慎中、陈束等并称“嘉靖八才子”。晚明时期的藏书家中，章丘李开先与南京焦竑并称“北李南焦”，其藏书之富可以想见。与其同时代的友人诗文集中，常常可见描述其藏书的文章，唐顺之《中麓文选藏书歌》有云：“汗牛讵止盈无车，插架应知满万轴。开函几席生云烟，五色纷纷耀人目。”李开先自己的文集中与藏书相关的诗句更是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有：“新葛落机裁野服，古书插架列山庭。闲居有幸同刘向，昼读遗书夜看星。”

李开先一生有三大喜好：戏曲、藏书和交友，因之词曲话本成为其藏书的一大特色，有“词山曲海”之号。而李开先最有名的藏书楼并非词山曲海，而是专门收藏经学时务类图籍的万卷楼。

韦力在书中写道：“时隔400多年，万卷楼早已不复存在，仅有其墓尚可寻迹。是日一早前往章丘埠村镇，李开先墓就在济王公路旁边，非常好找。纪念馆乍看上去颇似庙宇，有着很浓的民俗色彩，后来始知此馆并非政府所建，而是李氏后人筹建，所以没有‘官家气质\’。纪念馆内仅有三个开间，前后贯通，穿过此馆即李氏家族墓，馆内悬挂着李开先画像，以及李开先和两位夫人的墓志与墓盖，如此完整，十分难得。”

在寻访李开先墓的过程中，韦力不仅看到了李氏家族墓，还见到了李开先第十六世后人李庆启，“后来我才知道，李先生在来这里任馆长之前，是东鹅庄的书记，整个纪念馆都是他任书记时，一点一点修建起来的，知道这一点后我再去看整个墓与馆，虽然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后人对祖先的敬仰与恭敬，却凝聚在每一块或新或旧的石刻当中。”“班固墓就在马路边上”

用韦力先生自己的话说，寻访藏书家之墓的旅程，可以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找到踪迹是快乐，看到现状却不免忧伤，“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文革\’的破坏，许多留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墓被彻底毁损。即使如此，我仍然会不死心地想办法了解到被毁之墓的旧址所在。”

而很多时候，寻访之旅仍免不了让人心生“幻灭”。比如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太白乡浪店村的班固墓，“其墓志寒碜，令人大为意外，甚至怀疑其真假”。

“时值三月，正是春寒料峭，此刻又下起了细雨，开始担心相机会受到影响。果然没走多远就看见路边北侧有一座墓冢，的确紧挨着马路，与记载的一模一样，可是这座墓怎么看都是新坟，整个墓冢与周围的泥土都是翻动过的新土，似乎刚刚堆起来不久，而且周围空空荡荡，没有墓碑，没有护栏，没有松柏，有的只是周围青青的小麦。带着怀疑，我还是下车去看了看，这座新坟没有墓碑，只是突兀地出现在路边的麦田里，但距离墓冢两三米远、紧靠马路的地方有块近乎正方形的小小水泥碑，弯腰看去，居然清清楚楚地写着‘班固墓\’。眼前所见让我极为震惊，班固墓居然如此模样，这也太儿戏了吧！我甚至怀疑这只是民间为了纪念班固，自发堆起来的衣冠冢、纪念冢之类，并不是真正的班固墓，但是水泥碑上又清清楚楚刻着‘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公布单位：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公布时间：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立碑单位则是宝鸡市人民政府，这难道正应验了《好了歌》中所唱的：‘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我有些茫然，一时接受不了，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但现实清清楚楚告诉我，那个长满荒草的小土堆，就是班固墓。我极为失望，却说不清失望的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怀抱着热血想要干一番事业，血沸腾了，却失去了目标。我回到班固墓前再一次审视那块文保碑，并安慰自己说，也许正因为班固墓年久失修，当地政府刚刚培过土，所以才显得如此新，可是即便是刚刚培过土了，也只有半人高，比周围民间百姓的墓冢要小得多。一代鸿儒竟是这等结果，让我颇生幻灭之感。”

班固墓虽然让人失望，好歹还有墓冢，但很多藏书家的墓，却连个墓冢也很难见到。南宋学者、《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墓，“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同岙村，目前尚能看见一部分神道以及石刻，墓冢依稀可辨，墓碑无存”。而明代万历十一年状元朱国祚和他的曾孙、著名学者朱彝尊的墓冢，则已经彻底看不到了，“找到的只是大概的遗址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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