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南农村40年巨变看发展成就——农田里的改革缩影

张丕恒和他的现代化农机设备。（李小梦 摄）平阴县玫瑰镇的现代化新农村。杨胜翠在给麦田浇水。（钱堃 摄）资料照片

长清区归德街道大觉寺村的喜耕田农机合作社，已经有目前最先进的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40多台，但在其后院，一台20年前的“向明”牌老收割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合作社理事长张丕恒入行以来的第一台农机，这台已锈迹斑驳的“老家伙”不仅是他事业的起点，也和他一起见证了这些年农田里的改革：

几十年间，农田里的物产从拼数量到拼质量；农田里的耕种从拼苦力到拼技术；农田里的农民从拼数量到拼智慧；农田里的发展从拼效率到拼理念……

张丕恒和许多始终以黄土地为生的农民所经历、参与的农田改革，也正是改革开放40年间济南农田里改革的缩影。如今，回首千差万别的来时路，他们发出同样的感慨：正是改革

力量，使这片黄土地始终散发着让一代代人殷殷而来的魅力。

“农田改革就是如此：瞅准时机、抓紧机遇，不要犹豫。”

1997年，大觉寺村的农田几乎和其他北方地区的农田一样，种的都是小麦、玉米，到了收获时节，田中尽是一整天都直不起腰来抢收的农民。

彼时，张丕恒也是如此，为了手里的一亩地能够在黄金时间收割完，他需要猫着腰在地里从凌晨穿梭到深夜。收割完后并没有休息的空当，次日就要将小麦拉到麦场晾晒，继而脱粒。整个过程要持续10天左右，就像打仗一样。

这种年复一年机械而又苦涩的劳作，让张丕恒有了改变的动力：买农机，让收割变得轻松一些。于是，当年他就花了8万元，买了一个五菱牌的车头和一台向明牌收割机，为此花掉了所有积蓄，还贷款4万多元。1998年小麦收割季，只有张丕恒和弟弟两个人组成的“农机队”正式“开业了”。

他们先是在自己家族的地里“试验”，人换机不停，24小时就收割完80亩小麦，效率比之前提高了10倍。此后，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他们开始了“南征北战”的跨区作业，先后到了河南、青岛等周边城市，每亩35元—40元，连续收割25天。那一年收割季，张丕恒的两人“农机队”就赚了3万元。此后近10年的时间，每年收割季他们都复制着这种生活：凌晨5点出工，晚上10点收工，在近40℃的高温下，坐在闷热的农机里不停穿梭在田地里，一整天下来，两人的脸已经被熏得漆黑，只有眼珠和牙齿是白的。“累得很，中午头大日头下，倒在硬邦邦的麦茬地里，睡得叫都叫不醒。那时候我们有个原则，每天割够100亩，谁叫也不再割了。”张丕恒说。

改革源于技术的成熟和观念的转变，在农田里亦是如此。

“虽然比人工收割效率高了，但依旧是累得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再这样干下去，身体要垮。农机本来是我热爱的东西，但当年看到它就发愁，一摸也不想摸。”张丕恒说。这种单打独斗的模式让他感觉又过回了十几年前疲于奔命的日子，于是，改变的念头又一次在脑中萌生。

2000年左右，工作性能稳定、效率高且驾驶室更加舒适安全的自走式专业收割机，开始在长清推广、普及；长清区针对购买农机和建设合作社，给予了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扶持。张丕恒觉得机会来了。

2012年，张丕恒联合其他5人，成立了喜耕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始了以项目带动合作社发展、团队合作标准化的发展新模式。“一方面长清区农机局发挥自身优势，扶持我们找项目，为我们发展提供了开疆拓土的机遇；另一方面，合作社自身也在不断走向正规和精细化——制定价格标准、统一人员机械调配等。”张丕恒说。

就是在这种新模式下，喜耕田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不断壮大：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目前已有107名社员；农机设备从最初的6台，到目前拥有拖拉机、联合收获机40余台，配套农机具100多台。而随着设备的升级和人员的充足，合作社服务的范围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目前服务范围辐射到了周边30多个村庄，能开展喷灌、保值喷药灭虫、玉米机收等近20多项服务。“120马、135马……180马、200马，这些年，合作社里农机设备的马力在逐年增加，如今一天能收割300亩，和20年前相比，翻了好几番。这都是改革带来的红利。”张丕恒说。

如今，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不断壮大，他们就像齿轮般彼此紧密咬合，于是2017年，长清区创新了“土地托管服务”。这种模式就像城市里的家政服务：农场主和农机社签订托管服务合同，按照自己需求选择托管服务内容，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服务。如此，农机合作社便有了源源不断的项目来施展拳脚，而家庭农场则从繁琐的收、播、种中解放出来，从而能专心致志将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这种模式，也成为当下乡村振兴、培养职业农民的基础之一。2017年，长清区整建制、整村托管达到15个，累计托管面积4万余亩。2018年，随着智能农机合作社更上一层楼，截至10月中旬，该区各智能农机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合同7.5万亩，整村托管56个，散户托管1.4万余户。托管范围辐射齐河县赵官镇、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平阴县安城镇等地。

农田改革在不断更迭的新时代、新理念中前赴后继，张丕恒看了看墙上“长清区新型智能互联网+N农机合作社”的蓝图，感慨道：“农田改革就是如此：瞅准时机、抓紧机遇，不要犹豫。”

“放活经营，土地给农民了，种得好收成多，就能吃饱饭。”

“地瓜窝头地瓜干，地瓜面条地瓜面。”回忆起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唐立甲感慨万分。今年65岁的唐立甲是平阴县玫瑰镇东唐村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也是东唐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那时候只有地瓜面，我家算条件好的。人口多的家庭地瓜面不够吃，怎么办？榆树皮面、地瓜秧窝头、野菜干都吃。一亩地最多收600斤粮食，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生产积极性很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自此拉开，对唐立甲来说，真正的变化就发生在这一年。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79年，在距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四百多公里外的平阴县东唐村开始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粮食从不够吃到够吃，确实了不起。”唐立甲说，“1979年，我承包了10亩土地，除了上交国家和集体的，净剩3000斤玉米、800斤谷子，当年我家就吃上了玉米面！”时隔近40年，谈起当年的巨大变化，唐立甲仍然记得清楚、激动不已，“放活经营，土地给农民了。放活经营之后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种得好收成多，自家就能吃饱饭。”

农民分到土地后调整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革和调整，每一次变革，都牵动着农民的心，影响着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也都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2014年，中央又作出重大决策，赋予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强农、惠农、固农。

土地流转让农民得到实惠。在平阴县，农业合作社、“农民老板”、涉农企业和一批家庭农场应运而生。广大农民硬是从土里掘出一桶桶“真金白银”，种植大户、涉农企业先后承包，带动本村和周边村的种植大户成立了合作社或涉农企业，规模经营。庄园或合作社搞起乡村旅游，召集村里、外村的剩余劳动力或贫困户在合作社和农场庄园打工。

“农田里的改革真是大，从当年承包土地梦想成真，到今天，我们又积极把土地又流转出去，让小散的地聚拢、变大、成片，交给企业或农业合作社整体经营，创造更大的价值。而我们既能获得一定的土地流转费用，又可以去企业打工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唐立甲说。土地“三权分置”深入人心，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农民千方百计增收增效，制度红利得以充分享受，经济收入迅猛增加。

“现在来我们村看看，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农民挣的钱够花，还有的到城里买了房，成了市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改革带来的红利。”唐立甲说。

“科技水平越来越高，耕种设备日渐先进，推动着农田的变革，也激发着农民的信心。”

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年都要对小麦、玉米进行植保作业，出苗期时喷洒除草剂，在出穗期等容易发生病虫害的特殊时期进行喷药防治，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农药、人工、机械等各种成本，加重农民负担，更主要的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让农民苦不堪言。

“现在种地比以前舒服多了，不用整天往地里跑，只要一个电话，就能给小麦、玉米除草和防治病虫害，真是太方便了。”日前，记者来到商河县沙河镇邹马村，该村村民杨胜翠在谈起如今农田植保的新变化时不禁感叹道。

“过去种地除草喷药，我们用的都是背负式手压箱来操作，一个水箱将近50斤沉，我们要用右手按压水箱的压杆，另一边拿着喷杆对着小麦、玉米进行喷洒，非常辛苦。”谈起往日给地里喷药时的场景，杨胜翠一边说着，一边给记者比划，“一上午也就能忙活不到2亩地，我家4亩多的地，要干一天半才能干完。”

杨胜翠介绍，这样的劳作方式一直到2009年才被打破，因为那一年，他们村有了当时整个县里的首批机防大队，大队里不仅配备了一辆拖拉机，还有杨胜翠从来没见过的“新家伙”——电动喷雾喷粉机，“当时第一次见到可以用电的植保机器，非常好奇，同时也纳闷儿，就这么个大东西，能有啥作用？万一漏电或者机械出故障了怎么办？”杨胜翠回忆起初次接触机械植保时说道。

对此，时任邹马村机防大队负责人马珍德介绍，2009年省里搞了一个农作物的机防作业试点，这个项目最后落在了商河，“我中专是学农学专业的，毕业后在镇上卖农资，在得知试点项目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名申请了，最后我入选了第一批机防大队，省里免费为我提供了1台拖拉机和15个电动喷雾喷粉机。”

马珍德说，他们机防大队植保费用是每亩8元到10元，这个价格至今都没变过，“我算了一笔账，农户自己植保的话，要购买农药，还要耽误一两天的工钱。另外，他们在植保作业时都是按照自己以前的种植经验来兑药水，这比正常的使用标准高出了不少，造成用药的浪费，同时对农作物也是一种伤害。”马珍德说，机防大队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每次施药都是严格按照剂量标准，而且进药的价格也比农户便宜得多，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后，农机大队逐步被农户所接受，防治面积也逐步扩大，“第一年我们的防治面积就达到了8000亩，而这几年的作业面积更是到了9万亩。”

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马珍德的机防大队的农业机械种类是越来越多。2014年他花费近13万元，购买了70台背负式电动喷杆喷雾机。今年他又花费4万多买了1台植保无人机。他介绍，这台无人机一天的防治面积能达到300亩，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

“科技水平越来越高，耕种设备日渐先进，推动着农田的变革，也激发着农民的热情，坚定着种地的信心。”马珍德说。（压题照片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小梦 张敏 钱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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