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九龙
考古有时能改变历史,这话放在邿国身上最贴切不过了。如果没有1995年在济南长清仙人台那次意外的考古发现,也许很少有人会关注或者知道国小位卑的邿国,也许邿国会带着它的满身秘密继续走进新的千年。因考古爆红,在众多小国里,邿国是幸运的。
仙人台遗址位于济南长清区东南二十公里的五峰山之阳,南大沙河上游北岸的河旁高台上,北距济南市区二十五公里,早在1975年,这里就被考古专家“盯上”。当时,仙人台还是一片庄稼地。北黄村村民张建新为了抄近道,从南大沙河里游泳到仙人台准备收割,打算用镰刀钩住崖土借力上岸时,却听见了砸到金属的声音,发现是青铜器,随后张建新将土里的宝贝挖出来交到了文物部门手里。
仙人台发现文物后,1978年秋济南市文物部门曾做过调查,1987年秋又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入的复查,出于文物保护需要,并未进行大规模发掘。因此,直到1995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的到来才最终揭开了仙人台遗址神秘的面纱,同时,也从遗址中刨出了更多的历史谜题。
考古专业一直是山大的“金字招牌”,但是因学校经费有限,很长一段时间里,山大考古系里各种“瓶瓶罐罐”不少,却没有青铜器教学研究的实物标本。抱着碰运气的想法,任相宏教授把田野考古实习课搬进了长清仙人台,希望能发现几件青铜器。
没想到耕土层刚刚挖下去,就出现了明显的墓葬迹象,而且并没有找到盗洞的痕迹,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可是最大的惊喜和礼物。一座、两座、三座……经过两个月的挖掘,六座基本保存完好的周代古墓呈现在大家面前。自东向西、先左后右,按年代先后顺序看,墓葬分布有着明显的规律,整块墓地应是按一定的葬制布局的。
墓葬规格如此之高,随葬品自然也非常丰富,出土文物共计320多件(套),包括了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骨角器、海贝等。青铜器方面,仙人台遗址果然不负众望,仅礼、乐器数量就达110件,而且器形硕大,铸造精美。一号墓中出土了利用失蜡法铸造并镶嵌宝石的双龙镂孔圆柄短剑,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蜡模铜铸件。
更重要的是,七件青铜器铸有铭文,墓葬算是有了“身份证”。根据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和铭文,并参考相关文献,最终推断这是一处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邿国贵族墓地,并且六号墓应为邿国国君之墓。
关于邿国的位置,历来存在争议,但古人并未提到过长清。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宁任城。《左传》杜预《注》称:“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邿亭。”《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都沿袭了这种观点,任城邿国的说法最为流行。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南平阴县境。如今平阴东阿镇小屯村西有处邿邑故城遗址,西近济水古道,东紧靠亭山,处于依山傍水的险要地带。同时,也是古代水陆交通枢纽,群雄争战之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这里都有先人生活的印记。这里原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遭受人为破坏,1973年文物普查中,改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小国无史,通常是在挨大国打的时候,才“有幸”被记上一笔。关于邿国,直到灭国的时候,鲁国的史官才轻描淡写地留下了一句话:公元前560年夏,邿国发生内乱,分裂为三,三方力量各异,政治立场也不同,鲁国出兵救援邿国,并乘机吞并了邿国。
综合考古和文献来看,邿国最初是在平阴的,何时何人建国不得而知,但是存在的时间应当不短。当时,邿国是交好齐国的,两国曾有联姻。可由于邿国所在的位置战略价值非常高,随着齐国势力的壮大,军事西进成为齐国的主旋律,拿下邿地势在必行。
邿国没有更多的选择,要么依附齐国,继续在故地生存,要么乖乖让出地盘,另谋生路。最终,春秋中期邿国举国南迁,在任城重新立国,平阴故地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齐之邿邑,变成齐国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重镇。仙人台遗址距离平阴邿邑故城不远,应该就是没“搬家”之前的邿国贵族留下的墓地。
任城在鲁国的眼皮子底下,南迁后的邿国自然沦为鲁国的附庸,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国力大为削弱。公元前560年,邿国因内部分裂,被鲁国用不到2500名士兵就给吞并了。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恨得邿国人牙痒痒,没办法,一部分贵族又回到了平阴故地投靠齐国。因此,鲁取之邿并非平阴邿国,而应是南迁后的任城邿国。
春秋时期的邿国国力究竟如何,从仙人台遗址的六号墓可以略见一斑。六号墓被认定为邿国国君之墓,是六座墓中规格最高的。它东西长4.6米、南北宽4.5米,随葬着拆散的马车车舆、车轮和各种铜车马器。在二层台上有殉葬的犬,形体高大,四蹄捆扎,做挣扎状。墓主随身佩戴玉冠、玉项链、玉璧、玉琥等礼器。此外,陪葬着铜礼器、陶器、铜编钟、石磬、铜剑、铜戟、盾牌和盔甲等物品共计数十件。
虽然实力远逊于齐鲁等大国,但是在视死如生的观念影响下,邿国国君的“排场”并不小,在列鼎的使用上尤为明显。“列鼎制度”是周代标志身份的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享用铜鼎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即周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墓中随葬十五件鼎。除一件特大者外,其他十四件都是两两相同,双套列鼎尽显自己的诸侯之尊。
墓中出土的一对铜方壶,高63厘米,通体装饰华丽纹饰,器腹四面均饰高浮雕蟠龙纹,双耳为立体兽首形,铸造工艺极为高超。目前所知,春秋时期这类方壶一般都是诸侯王所拥有,如著名的秦公壶和陈侯壶等。其他出土文物像车马器、玉器、乐器和兵器等,也显示出该墓的规格要远远高于其他各墓。
仙人台遗址墓葬虽然数量不多,但持续时间长久,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的偏早阶段。从墓葬流行的器物箱、腰坑、独木棺、棺床、殉犬、铺撒朱砂和随葬品讲究成双成对等葬俗来看,具有深厚的地域特色。这一发现,在山东乃至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中国考古学及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而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王国维有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这便是“二重证据法”的来历。考古发现的历史信息不仅能验证传统史书记载的真实性,而且能够弥补许多缺失和不足。比如邿国这样的一众小国,博弈于大国纷争之间,自己只是历史的牺牲品,为史官所不屑,但借助今人考古得以重见天日,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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