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济南

1934年，顾颉刚于土木堡1970年留影，中为顾颉刚，右为叶圣陶1912年留影，左二为顾颉刚，左三为叶圣陶

□本报记者 逄金一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任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顾颉刚1931年曾造访济南，并把自己的行程见闻记载到了《辛未访古日记》中，此外，他还曾两次出任齐鲁大学国学所主任，虽然事发成都，与济南没有直接的联系，却也在精神上与济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一）

1931年5月9日是一个星期六，这天下午，顾颉刚率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六人旅行团到达济南，住进了位于商埠区的北平大旅社。他们在纬四路三义楼饭庄用餐后，步行至齐鲁大学，寻访燕大进修归来的张维华，不遇，顾颉刚等遂北行去了趵突泉。

“泉在市场中，适新遭火灾，触目皆枯椽焦柱。泉有三潭，向上喷吐，势极猛，周约三尺，此他处所未睹者也。”

他们对于当地人不在泉上建公园而设市场，感到“可惜之至”。

随后，他们至“西门大街”购物，回旅社后，张维华已在旅社等待。之后，又到“涌泉池”洗澡，回旅社后顾颉刚又给胡适等人写信。这一晚上，他睡得很晚，差一点失眠。

10日这一天早上，顾颉刚到“十乐坊”吃早点，到邮局发快信，9点时叫车，把行李移到齐鲁大学。这是应张维华之邀而作的决定。这一天，顾颉刚会晤了张维华、林济青院长、魏培修等，随后由张维华陪同，游山东省图书馆，见到了王献唐馆长，并由其陪同，参观了山东省图书馆。看完馆藏的汉画石、鼎彝、书画及善本书之后，顾颉刚评价说：“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必将蔚然为北方文化重镇矣。”

之后，顾颉刚一行又游览了大明湖的历下亭、铁公祠、张公祠等处，以及布政司小街、大街之各古玩铺、书籍铺，顾颉刚在一家叫作“逢原阁”的书铺买书最多，一共花了120余元。晚饭是在“宴宾楼”吃的，晚上9点多，林济青院长还来与顾颉刚面谈了一些事情。

11日，张维华伴着顾颉刚等，雇人力车至龙洞，10点开始走的，下午1点才到。他们唤一个小孩子领路，步行前往，“凡八里，执火游洞”。又至佛峪，匆匆出来，5点半归，7点多回到了齐鲁大学。这一日的晚饭是在林院长家吃的，听院长谈到了禁烟之事等等。

12日，顾颉刚等又雇车至千佛山。“以离城近，进香者多，故寺院甚新，路亦平坦。丐又多于泰山，每登数级，即遇其一。”在兴国寺观看不多的几处佛像和石刻后，顾颉刚有些失望：“久闻千佛山名，以为佛像必多，搜之竟不再见。叩之寺中人，亦无以答。”

下山时10点多了，顾颉刚又到“大陆银行”取了些钱，到中国旅行社购了车票，到布政司街各书肆购书，到宴宾楼吃饭，饭后又到趵突泉观澜亭听大鼓书，5点多回到了齐鲁大学。晚饭吃在西门大街，饭后禁不住又至泽雅阁购书。

13日这一天，老舍来顾颉刚处晤谈，顾颉刚还给叶圣陶等六人写了信，之后，他应邀在齐鲁大学化学楼演讲，题为《华北访古之经过》，时长约为半小时。

夜观齐鲁大学出版物，顾颉刚见到吴秋辉的文章数篇，“考古书古史及古文字甚精密，因录入笔记。”张维华告诉顾颉刚，此人负才兀傲，坎坷一生，已于前年病殁。顾“闻之怅然”。

14日，顾颉刚补记日记，详记此次旅行所见人士。下午又同张维华游公园，买了一些照片，并到舜井街上造访舜井。其他时间，他继续抄录吴秋辉文章。

15日，顾颉刚与张维华一起，欲至“青大工学院”看谭故城遗物，可惜大门紧闭，未能进入，之后又游“工学院后之金线泉”，到趵突泉购唱本。

顾颉刚这日还专门去栾调甫家拜访。栾调甫时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栾调甫先生专治墨学，造诣甚精，前晚同席，未承谈吐，遂于今晚访之，不遇，甚怅怅也。”

这一日，顾颉刚又拜访了魏培修、老舍，顺便道别。

16日是一个星期六，顾颉刚这日在张维华陪同下离开了济南。他们8点上胶济线火车，9点多到龙山，到农村服务社寄物，又到城子崖访谭国故城，去捡拾“石陶器”等文物，顾颉刚本人居然能“得石斧一，黑陶碎片若干”。他们接着又踏访了平陵故城。之后，顾颉刚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龙山车站，在正兴馆吃过午饭，辞别张维华，上车离开了龙山，往临淄方向赶去。

顾颉刚济南此行收获满满，他对这座海右古城印象颇佳：“济南花极茂美，近日玫瑰正开，无论到图书馆，到齐鲁大学，到(商埠)公园，皆不胜其浓郁与烂漫也。”(引文均见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

（二）

抗战初期，游走于西北西南的顾颉刚，前后两次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主任。顾颉刚第一次(1939年9月)担任国学所主任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升齐鲁大学科研能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齐鲁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在齐鲁大学100多年的校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顾颉刚第二次(1944年11月)担任国学所主任的时间很短，因为学潮等众多因素，使得他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没有来得及实现，这对齐鲁大学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另一方面，顾颉刚在齐鲁大学期间，个人的学术研究以及他所倡导的集体研究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与政学两界人士均有密切接触，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据马琴著《顾颉刚与齐鲁大学（1939-1945）》一文，顾颉刚在齐鲁大学100多年的校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具体而言，其影响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顾颉刚恢复和发展了齐鲁大学国学所原有机构，使国学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提升了其在高校内的竞争力。顾颉刚接受聘请任职国学所主任后，即通过自己在学界的声望和人际关系召集了众多学者入主齐鲁大学，从而为国学所开展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产生了一批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顾颉刚在任时期是齐鲁大学国学所产生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学术刊物众多，比如《责善半月刊》即为顾颉刚所创，它出版的多是民族史、上古史、田野调查的研究论著。

第三，培养了诸多国学研究人才。齐鲁大学国学所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巨大，除了学者云集、成果众多外，还在于培养了诸多年轻学者，他们在后来的学术道路上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较有名的有严耕望、钱数棠、李为衡、方诗铭、郑逢源等人。顾颉刚不仅注意悉心引导研究所人员怎样研究学问，发现自己的兴趣所长，还为他们安排生活，严耕望后来在编译馆标点《汉书》《后汉书》，方诗铭在北碚修志馆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东部地区的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使顾颉刚在齐鲁大学结下了一段不太长的学术缘分。顾颉刚任国学所主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学术发展的措施，使国学所在颠沛流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但顾颉刚并没有打算长期在齐大停留，他后来在自传中说：“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鲁大学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也曾到过济南。据钱宗范在《忆童书业先生和我难忘的师生情》一文，钱宗范在读金文、《左传》等古书中，产生对“朋友”一词宗法古义的想法，和童书业交流，后者完全赞同，并补充了若干新见，之后，钱宗范写成《“朋友”考》一文，由童书业寄给了顾颉刚先生，得到顾先生的高度评价，专门写信来鼓励，并说此文已介绍给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发表。顾颉刚先生从此和钱宗范有了直接联系。1965年5月，顾颉刚先生从青岛休养回北京途中到济南小住，童书业先生带了他女儿童教英、钱宗范和北大毕业的青年教师徐连城三人，一起去宾馆看望。直到1979年8月，顾老以86岁高龄还从北京三里河宿舍给钱宗范写信，鼓励他在广西努力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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