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系国运 瑞蚨呈祥（上）

上世纪50年代的济南瑞蚨祥○翟伯成

一个商帮的兴衰荣枯系于国运。孟氏商人叱咤风云三百年，俨然表现出管理大师们高超的理财之术、用人之道、管物诀窍。甚至某些管理思想和手段，可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管理理念和艺术相媲美。然而，他们的经营理念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正是这些主客观的条件影响作用，使“祥”字号在极盛之后，逐步走向衰败。

其兴衰命运与国运时局息息相关，尽管孟氏商业部落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有限的群落。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超脱有余而联系不足，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体系和影响时局的社会组织，就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而言，“士尊商卑”虽有“摇曳”之势，但仍是主流意识，仍在人们的心中占主导地位。就好象《儒林外史》所描述的那样：胡屠父打了新中举的范进一个嘴巴，即感到是冒犯了天上的“文曲星”，手也有些隐隐发痛，这正是当时社会普遍心理的写照。从史证分析来看，孟氏商人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虽然近代中国有一位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易言》中曾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理论，但其理论内容又是多么的缺少深层次的阐述，其本人最终也陷入“心若辘轳，殊难臆决”的极其矛盾的心境，他的《盛世危言》商战理论响应者寥若晨星，以致很快就被张謇的“棉铁主义”实业立国理论取而代之。张謇“言商仍向儒”的理论虽然可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即《论语》加算盘)理论相媲美，但是，与涩泽荣一始终都得到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持相比，张謇以绅商身份办实业的处境不知要艰难多少，直至晚年，这位“商人中的书生”心里更有说不完的辛酸，道不尽的愁苦。孟氏商人同样如此，他们的经商理念深邃而宽广，但没有得到倡导和光大；他们的实力可与晋商、徽商并驾齐驱，然而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求富谋利心态和思想观念，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关注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孟氏商人只能靠钱财靠实力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的力量。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界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没有能成为中国成功不败的“士魂商才”。

至晚清，多数“祥”字号仍然厮守着祖传字号的陈规格局，并没有大规模地向新式工业投资。正像马克思所说：“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但遗憾的是只有少数通过投资实业而逐渐向近代产业资本家转变，大多数“祥”字号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观念、商业人格及士人心态，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嬗变”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面对外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动，孟氏商人的生活方式及内在心态变化相对比较滞缓，在儒学文化传统仍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既被多样化竞争社会所提供的多渠道的发财机会和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所吸引，但又一时适应不了近代工商生活那种多变的节奏，对那狭小、恬静的中世纪生活仍怀眷恋之情，宁肯在家庭生活和内心深处留一块相对不受纷扰的“净土”和“领地”。这一切，或许正是孟氏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现简述战乱时期的瑞蚨祥及解放后瑞蚨祥的涅槃重生。

一.战乱时期的瑞蚨祥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瑞蚨祥及其各地分店逐渐衰落。孟洛川尚居住在济南东流水，面对山河破碎，忧心忡忡，加之年事已高，无力掌管店业，闭门家中足不出户，静观时变。济南沦陷之初，日本尚未控制全部经济命脉，一般行业勉强维持。但自1940年以后，日本将一切物资都控制在“经济组合”中，商业货源便日渐紧缺。日本人控制成立的“纤维组合”，勒令各绸布商将存货全部呈报，又限令定价，名曰“自肃价”，不得随意涨价，不得囤积不售，进销多少及其价格须逐日上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自肃价常落后于市价。因此，市民都向瑞蚨祥抢购，瑞蚨祥明知吃亏但不敢不售。几天之后，大量棉布被抢购一空，而货源控制在“经济组合”手中，高价买入，又低价售出，流通资金就这样渐渐损失殆尽了。天津、北京、烟台、青岛等各瑞蚨祥分店情况也大致如此。

瑞蚨祥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摧残，而且在政治上也遭到迫害。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高芑泉被日本宪兵抓去，说他与国民党警察局长王达有政治关系，横遭折磨。1944年，店员对当时恃权跋扈、营私舞弊的会计头（兼办外交）单福五极为不满，提出打倒单福五的口号，单勾结日本宪兵将总理高俊廷、总店经理张玉甫、焦念祺抓去，以店员私通共产党为名，对他们严刑逼供。焦念祺因伤重不久便死去。经过这几次残酷事件，资方代理人天天处在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之中，使瑞蚨祥人心涣散，日趋衰落。

1939年以后，家族内部矛盾加剧，也直接影响到瑞蚨祥的经营。出现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开始表现于家庭琐事之间，后发展到分家析产。

孟洛川兄弟第一次分家后各立堂号：长支孟继符为克勤堂，简称勤记；孟继箴为二支，堂号是克俭堂，简称俭记；孟洛川一支为克恭堂，简称恭记。恭记人口最多，开支最大，勤、俭两房觉得不合算，也按恭记的消费数字从共有的瑞蚨祥支钱，各立账房，花不了的钱则自开商号。孟广圻首先开了福英纸行，接着群起效尤。孟昭镇开了隆记布庄和泉祥隆记茶庄；孟广境开了瑞昌祥银号和慎兴布庄，孟广塾开了恭记商行布店，唯孟广址恪守父训，未营私产。他们为了个人的事业和前途，各自拉拢各商号的管理人员，而这些管理人员为了个人的利益，也找自己的靠山。这样一来在资方代理人中形成了若干派系，东家内部的矛盾渗进了资方代理人之中，而资方代理人的宗派活动又加剧了东家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化。

抗战胜利后孟氏商人以为时来运转，孰知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也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全面内战爆发后，通货膨胀严重，给瑞蚨祥带来巨大的损失。其中损失最大的是法币和金圆券的贬值。法币自1946年下半年开始膨胀，以后又出现了金圆券，每1元金圆券兑法币300万元。此时的物价上涨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袋面粉高达金圆券9元，即法币2700万元。再加上交通阻塞，物流不畅，严重影响着业务经营。瑞蚨祥在日本投降时残存的一点家底，仅两年多时间又损失大半，至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流动资金与七七事变前夕比较，损失达90％以上。至此瑞蚨祥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纷纷关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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