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行□张升平

我出生的那一年，共和国已经十五岁了；我十五岁那一年，共和国正经历着一场由贫穷走向富裕，从保守走向开放的伟大变革。短短的七十年，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举世瞩目。

我少年时，出门上学、做事都是步行，那时很羡慕有自行车的人家，特别想体验骑在自行车上的感觉。我的叔叔在铁路上班，单位是济南铁路局桥梁大修队，其工作性质决定工资高于其他职工。在那个自行车如大熊猫一样金贵的特殊时期，叔叔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也拥有一辆自行车。叔叔的那辆车是沈阳产的，“东方红”牌。物以稀为贵，叔叔把他的自行车当成宝贝，不许任何人染指。连他的子女都不敢轻易地动用那辆车，我这个当侄子的，就更是望洋兴叹了。

越是不能拥有的东西，越想得到，这是人的天性。1981年夏，我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进了一家每月能领到40多元工资的果园场。厂长是我的本家叔叔，当时，在叔叔的农场里，我这个高中生是最大的“知识分子”，于是叔叔给我安排了一份很适合我的活儿，让我跟着场里一个叫张发林的技术员学习果树的修剪和病虫害防治。这工作既轻省，又体面，关键的是工资还和厂里的工人一样多。记得那时每天是两元钱，场里要扣除六角钱的食宿费，一天净赚一块四。这在当时已是不低的工资了。

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想着买一辆自行车。我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长征”牌，江苏无锡自行车厂产的。自行车的名字叫“长征”，然而它并不擅长“长征”，每骑一段时间就会故障频出，修来修去，那车就由新变旧，就像是一个女子，开始是如花似玉，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渐渐地人老珠黄了。“长征”陪着我走过了十几年。有了自行车以后，妻子也娶进门了，儿子也出生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平静和满足中一直向前走着。

儿子长大了，考上了大学，以后又有了工作。那时，路上的摩托车多了起来。比起自行车，摩托车有更多的优势，“鱼和熊掌”摆在儿子面前，儿子选择了“熊掌”。在这种背景下，一辆“豪爵”摩托驶进了我的小院，成了儿子的“坐骑”。自此，我家的出行条件，由脚动变成了机动，由缓慢变得迅捷。那是我家在交通方面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儿子的摩托车骑了不到一年，他的工作又有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他去了深圳。

摩托车成了摆设。有朋友给我说，机动车不能长期放置，于是四十多岁的我不得不尝试着操作起摩托来。在学车过程中，闹了许多笑话，车也伤过，我也伤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终于降服了那辆“豪爵”，并且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多少次风雨同行，这种同甘共苦的友谊一直坚持到2012年夏天。儿子从深圳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辆“桑塔纳”。出行，我开始选择汽车的舒适、快捷。突然有一天，“桑塔纳”有恙，我又想起了摩托，可是怎么发动，它都拒绝为我服务，原来摩托车搁置时间长了，启动系统已经失灵……

快捷是汽车的优点，但是它的不足之处也很突出，它比自行车污染、比摩托车耗能，更比不上步行的绿色和健康。大家都在说空气质量下降了，其实自己的汽车就是一个污染源。虽然微不足道，但也不能忽略，保护绿水青山要从自身做起。

现在，我和儿子、儿媳上班时，一起选择了环保节能的电动车。

我家在交通工具上的改变，折射出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喜变化，那不是单纯物质上的革命，同时也是意识上的革命，就像发端于十四世纪的那次改变世界的文艺复兴一样。

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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