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清
上:2008年7月4日,北大家中
中:2008年11月北京301医院爷爷的病房里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 摄
下:2009年在爷爷的葬礼上
爷爷去世十年了。而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怀念他的音容笑貌。
季羡林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然而大家对季羡林这个人又真正了解多少呢?爷爷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偏、太深奥,全世界都没几个人懂得。爷爷的主要学术造诣和成果只在很小、很冷僻的学术圈子中得到传承和研究。在国内,大多数普通读者了解他是因为他的散文,日记等等,他为大众所喜爱的是他做人的道理、经验和体会。
随手扔的礼物
生活中的爷爷是平凡的,对我来说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四、五岁的时候来到爷爷奶奶身边,在他们的关怀与爱护下长大,和他们一起吃过苦,同时也尝到了隔代亲的甜与欢欣。每每在我回忆爷爷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他坐在那张古式的大书桌前。桌子上、周围的地上,满满的都是爬满了字的格子纸、夹了纸条的书等等。一支钢笔,一个放大镜,和一副老花镜也总是静静地躺在爷爷的书桌上。淡蓝色的瓷茶缸同样泰然地恭候着爷爷。
爷爷的那把藤椅是有了名的。藤椅很大很宽,我一个小不点儿坐在上面显得空荡荡的。我小时候一得空就喜欢爬到上面去,把爷爷的老花镜架在我的小鼻子上,装模作样。
小时候,爷爷的书桌我很少碰,因为上面有他写的稿子和查阅的资料。在别人看起来他的书桌上永远是杂乱无章的,书桌下面总有一些上好的糖果、点心、巧克力等等。有些是父母从干校带来的当地土特产,有些是亲戚朋友来北京时送的。后来,家里来访的客人越来越多,待客人离去,爷爷就经常顺手把礼品“扔”在他的书桌下面,从此不再问津。他自己没有吃零食的习惯,脑子也不会想到别人会喜爱吃零食。偶尔爷爷会突然想起他的那些宝贝,兴致勃勃地拿出来请大家分享,可是搁置时间太久了,有的巧克力表面已经长了一层白霜,有的点心里已生了虫子。当你问他那些东西他收藏了有多久时,爷爷会憨厚地咧嘴笑笑,有点不知所措地答曰:“不知道,不记得了。”
虽然爷爷不怎么吃零食,可对正经饭食还是很有讲究的。他写的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中认为,中西方的烹饪手法之所以不同,实际上是和人的思维模式有着很大的关系的。他又说,西方人做事按部就班,烹饪也是严遵食谱。
爷爷曾留德十年,后来时不时也会想念西餐。在北京动物园旁边有个莫斯科餐厅,是当时北京唯一一个西餐厅。我们每年会到那里打一两次牙祭,全家出动,十好几口,几张餐桌拼在一起,爷爷照例坐在首位,老祖、奶奶总是坐在爷爷两边,其余的人就没什么次序随便坐了。我还记得爷爷第一次带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的情景。那时我还很小,不太懂得什么西餐中餐的,爷爷耐心地给我示范怎样握刀叉,怎样用叉子把肉或菜固定好后,再怎样用刀子把他们切成小块,用叉子把它们送到嘴里。爷爷又教我怎样喝洋汤,汤喝到碗底之后,剩余的不能把碗端起一股脑灌进肚里,而是需要用一只手把汤碗稍稍由里向外抬起来一点,这样碗底的汤就会聚在一起,方便用汤勺舀出来喝。
爷爷教导孩子的方式也很特别。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自觉。我小时候,爷爷从来没数落过我,更不会有打和骂的情况。我们的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帮老祖、奶奶干家务,可我们是被两个老太太宠坏了的孩子。以前吃完饭后,爷爷稍坐一会儿就回房间继续他的工作了,后来爷爷就不再马上回房间工作,而是留下来擦桌子。老祖、奶奶很过意不去,爷爷就说:“要教孩子干活,光说不行,一定要身体力行,从我做起。”他这样“从我做起”,我看着却觉得有趣,每次爷爷“身体力行”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热闹”,甚至有时候还会指手划脚,点出他没有擦到的地方。看来,爷爷的“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对于顽皮的我来说并不是很成功。
爷爷和猫的感情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然而大家所不知道的是,一开始爷爷并不赞成我们养猫。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只刚刚出生几个星期的小猫,就是虎子,我看了特别喜欢,老祖就留下了。当时爷爷有些不太高兴。可是,天长日久,他同猫产生了感情,当咪咪被送来时,爷爷没有表示一点点反对。他待猫就像待孩子一样,不打,不骂,不约束,任猫在他的书桌上他那些稿子上爬来爬去,晚上猫咪们都会跑到他床上去睡觉。
我在爷爷身边长大,又是在最黑暗的“文革”时期、爷爷最倒霉的时刻同哥哥、老祖和奶奶一同陪伴着爷爷度过的。那个时候他少言寡语,脸上很少见到笑容,老祖、奶奶都让他三分。“文革”把爷爷的性格磨炼得更加孤僻。回到家时,他说话不多,最多抱抱我,摸摸我的头,就进自己房间去了。我印象中,爷爷永远坐在那张大藤椅上,在他的大书桌前看书、写书、翻书。小孩子总是免不了吵闹,可是,我从小就懂得从爷爷书桌旁边走过时要放轻脚步,压低嗓音。有时候我觉得无聊,就悄悄地走到爷爷的房间,安安静静坐在地上看着他工作。有时过了很久,爷爷突然发现我还坐在那里,就从那大书桌下面翻出些零食来给我吃。
“文革”结束后,虽然爷爷的工作开始繁忙起来,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我很喜欢看爷爷笑。他的笑有一种感染力,有一点点的童稚气,是那么地使人想去接近他。
“向无大志”
在我来说,爷爷很平凡,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抓住了机会,更在于他的努力进取,在于他的不断自我剖析。他一生不求名不求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钻研他的学问。爷爷总讲,他“向无大志”,但他大志没有,小志可是层出不穷的。爷爷给自己设立的一个个小志向就好像我们爬高楼,上到一层,再接着上第二层,到了第二层,还有第三层在等着你,然后是第四层,第五层,直到顶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爷爷没有在哪一层楼里休息睡大觉,放松或享受,而是足履实地,坚持不懈地往他的下一个“小志向”攀登。这就是脚踏实地。
爷爷的一生是既单调又波折的一生。单调的是在于他除了做学问还是做学问,似乎对其他的都不是那么感兴趣。爷爷的一生没有什么大起伏,小波动却是不老少。好的、坏的尽皆有之。为什么我说是小波动呢?因为那些波动只是影响到了他自己或我们这个家而已。
爷爷真正的家庭生活是从1962年老祖、奶奶从济南迁来北京和爷爷最终团聚以后开始的。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爷爷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小波折。在这期间,他几乎丧了性命,两个老太太也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在两个老太太的陪伴下,爷爷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因此他是很尊敬她们的,也教育我们孩子们要尊敬她们,关爱她们。1989年,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辞世,四、五年之后,奶奶也离开了我们。在这期间,我的姑妈也于1992年因癌症早早地走了。仅仅四、五年的时间里,三个亲人相继离去,对爷爷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又没有我们孙辈的孩子们在他身边,爷爷更加少言寡语。他天天往图书馆跑,用工作来压抑他的悲痛,用繁忙来驱散他的寂寞。我们做晚辈的有没有真正了解他的心情呢?我想,没有。至少那个时候没有。我总以为,爷爷是个万能的人,从他讲述的留学德国的生活里,他在牛棚的遭遇里,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怕,他什么都经受得住。然而,亲人的相继死亡,和他自己肉体上及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相比较的。
在我读了爷爷晚年许多文章后,惭愧得很,我没有及时了解到他的心思,没有了解到他在用笔传达一个他无法以正常途径所能传达的信息。那就是,爷爷想我们啊。他想念他的儿子、女儿,他的孙子女们和他的重孙子女们呀。然而,爷爷的孤独、寂寞、忧伤、自卑、自责,我却没有读懂。
1994年,我带着我两岁的大女儿南南回北京看望爷爷。这对相差81岁的祖孙对猫有着同样的特殊喜好,他们两个一起逗猫玩,南南还给老爷爷背诵唐诗。当时奶奶生病住在医院,南南给爷爷带来的快乐,虽然短暂,却是极具意义的。
在爷爷后期的许多文章里,大讲“忍让”与“和谐”。在他的《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绝不是的。家庭中虽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但是,所有这一些关系,都不能保证温馨气氛必然出现。俗话说:锅碗瓢盆都会相撞。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信念不一样,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乐,时有突变的情况,情绪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来。有时候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会意见相左,处理不得法,也能产生龃龉。天天耳鬓厮磨,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个人来看,处理这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说难极难,说不难也颇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我归纳成了几句顺口溜:相互恩爱,相互诚恳,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不杂私心,家庭和睦,其乐无垠。”
在他的《谈孝》一文里又谈到:“‘父慈子孝’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一来,只强调‘子孝’,而淡化了‘父慈’,甚至变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他提到了父子关系,更着重强调了“父慈”的理念,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剖析。爷爷在他的《不完满才是人生》这篇文章中提到,“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谏言:一曰真,二曰忍。”
2009年7月11号早上8点50分,因心脏病突发,爷爷离我们而去。人们都道他是笑着走的。他们说的是对的。在爷爷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多次回去看望他。就好像从前,我每个周末都要去看望爷爷,听他聊家乡的逸事,聊北大的新闻,聊国家大事,也讲述他个人的经历以及趣闻。爷爷最喜欢夸耀的是在他七十多岁时,还骑车上班。后来,爷爷虽然不能走动,但头脑的确比年轻人好用得多,并没有衰老的迹象。看着爷爷坐在那里闭目沉思的安详模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欢。
最后一次见到爷爷的时候,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愿望,就是爷爷百岁这一年带他回家。不是由几十位不相干的人簇拥在他四周,不是由几十位不相干的人争先恐后地和他照相留念,而是由我亲自推着爷爷去看“季荷”,去观赏“未名湖”,去和侯仁之教授攀谈,去拜访“斯诺墓”,去北大图书馆,再一起去“勺园”进餐,或许可以再次光顾莫斯科餐厅…… (作者季清为季羡林孙女,此文写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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