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娟
我出生在园里村。
读初中的时候,有同学问我:"你哪个村的?"
“园里啊——”
很骄傲的语气。仿佛出生在园里,是一件极其幸福极其骄傲的事情。
“哦,你是圈里的啊!”
他把“园里”换为“圈里”。
我纠正说:“我是园里的,不是圈里的。”那调皮的男同学,我越纠正,他兴致越高。此后,见了我,他就把拇指和食指相扣,成为一个圆圈,说“你是圈里的!”后来,班里的所有同学,都知道了我是“圈里的”。
后来,再有人问我,“哪个村的?”
“圈里的!”我清脆回答。说着,我笑着跑远了。
从此,我成了“圈里的”。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东风一吹,村东边多了一排排蔬菜大棚。翠绿欲滴的绿叶蔬菜,从大棚里拉到集市上。村里,几乎家家有大棚蔬菜。有人说,“园里”以前应该是“菜园里”。“菜园里”?难道我们村的祖先们,来到这片土地上,开荒种田,是以种菜为生?
我半信半疑。
有一天,我问娘,“娘,我们村是菜园里吗?”
娘笑了,“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有人说,我们园里以前是种菜的呢。”
“我们村是花园里。”娘的回答,令我感到很意外。
“花园里啊!”我一听,眼前马上呈现出一片的姹紫嫣红,成群的蝴蝶翩然飞舞。一车车载着鲜花的马车,出了村庄,运到了县城里,运到了济南府,运到了京城里。花姿鲜妍明媚,花香沁人;在富贵人家的厅堂里,在书香人家的几案上。这绝美的花来自园里,来自我的村庄花园里。
“这孩子想啥呢?愣愣地,像个呆木头。”
“娘,咱村种的花卖到哪里去了呢?”
“不是种的,是做的。”
“做的?我们村是做花的吗?”
我似乎有点失落。
“谁做花呢?”
“家家会做。”
“你太爷爷做的花可好看呢。那做花可讲究的呢!用上等的绸缎做成,像真花一样美,比真花还要美!你爷爷也会做花,但更多做一些纸花。逢年过节,穷人家也要戴花啊,就给孩子买几朵红艳的纸花过年,五分钱一朵。我还记得怎样给花纸上色,有个花模子。”
“那些绸缎做成的花,卖给谁呢?”
“娶媳妇送早晨饭的啊,闹鼓子秧歌的,还卖往县城、济南府呢。”
“娘,你也戴花吗?”
“过年,跑秧歌的时候,俺也戴着。”
那时,虽然家家户户并不富裕,但逢年十五,家乡村村都有“鼓子秧歌”。“鼓子”,年轻的后生,身着黄色锦缎坎肩,抡鼓子如风滚过,鼓声如春雷滚滚;“伞”,身着白色长衫,长须飘举,剑眉如星;“花”,踩着高跷的姑娘,身披云霓一般的锦缎,头上戴着绢花,脸上抹着脂粉。娘年轻的时候,在村里跑秧歌,是“头花”,相当于现在舞蹈队跳舞时的“领舞”。那时候的女人,都被称作“老几家”,知道名字的很少,可是娘的芳名很多人知道。我想,戴着绢花的娘,年轻时有多美!
娘说,那时候做绢花用的绸缎要到京城里去要,你的太爷爷每个月都要挑着担子走着去。我们村距离京城,千里之遥。我想那挑着担子,大踏步走在古道上的山东汉子,担子里摇曳着花娇叶媚。他一路走来,一路风雨,一路春光。他从深深的旧时光走来,走进花园里的深处。
有个村庄叫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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