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李高兴

重新审视父亲的时候，他死了。

我不知道他究竟带给我什么，我一直在追问，他影响到我哪一方面。关于做人，我没有一丁点他的印象，若说有那就是自由，他的自由和我的自由。

当时年少轻狂的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我以为自己是整个天下，常常狂傲地对他说，一个县城的小法官能干什么？他冷静地看着我。母亲为他辩解，“你爸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能到这步很不错了，村里就出了他一个，看你将来能做什么？”

我？反正不是他这样的小法官，不是你这样的小老师。

他做到科级的时候，我开始到处找工作。

他总是悠闲地说，不慌，不慌。我渐渐憎恨他，究竟是谁安排我的生活，似乎是我，似乎是他。当兵之前，我想做点事情丰富生活，他把我打到了基层，光荣地做了一名纺织男工。那一年大雨，一个月的实习期下来，除了交伙食费、住宿费、教育集资，我的工资还剩下8块钱。我的处女工作秀就这样结束了。

法官平静地说，还准备到哪个基层？

我说哪里也不去了。

他讽刺我，不是想阅遍世间所有的生活吗？不是想把所有的阅历当做素材吗？你的劲呢？这两天法院少一个笔录员，没有报酬，去不去？

做了一个月的庭审笔录，我的眼睛开始背叛，老是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企图以公理代替法理，以道德替换法律。这段日子给了我太多的压抑，从此我以灰色的基调思考人生，这对我不知祸抑或福，现在我仍不知道。

我的张狂和叛逆让我吃了不少的苦头，也使我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名人”的待遇。在学校，在部队，在单位我都被列成狂殴或狂捧的对象。父亲不作声，任我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我甚至几天不和他说话，我有些怜悯他。停电的大热天，他用棉花塞住耳朵，点着蜡烛背他的《宪法》《民法》《经济法》。他自修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凭他工农兵的水平，我都怀疑他怎么理解那些条文。毕业那天，他的法学导师竟然从济南专程来与他大喝了一场。他也乐了，拿出二胡拉了一个晚上。我根本不知道家里有二胡，更不知道他会二胡，看着这个男人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有点意外地惊喜，总算与我理想中的形象沾点儿边了。

我承认自己有一点跟他像，就是喝酒。他从来不会醉，等不到醉他就睡着了。坐着睡觉是他的特长，打着呼噜，全场发生了什么，他却一清二楚。至于他真睡假睡我到现在没有答案，我问母亲，母亲说，他就那样。我也不会醉，等不到醉就胃穿孔了，切去了三分之二。和父亲的交流一般都是凑一块儿喝酒的时候，席间若有某个报社的编辑或社长，他就催我，拿你的东西来看看，似乎在推广刚颁布的法律条文。人家碍于面子赞一声，他喝得红光满面。

喝酒贯穿了我的整个记忆，形形色色的人们，大到领导，小到百姓，他都有滋有味地拉来喝酒，嘿嘿哈哈打成一片，一副天塌下来都不顾的架式。一次当着客人面，他又说，“拿你的文章来看看”。我没有理他，凭什么？不管谁坐上我家酒席，就得看我的文章么？父亲黑了脸。

大部分时间他的脸不黑，嘴里哼着小曲，打牌或下棋。他也会耍赖，趁对手不注意多扔一张牌或多走一步棋，被发现了，嘿嘿一笑，从不急眼，我想这与我爷爷卖油条出身有关。

对父亲的从前我知道的很少，我还有个大伯失踪了好多年，可能是跟国民党去了台湾。父亲也当过兵，是共产党的兵。

从这个法官身上，我没有看出一点的风流倜傥。但我的母亲却轻易地嫁给了他。母亲说，什么都没有，连婚房里的桌子和椅子都是借来摆摆的。我坚信这里面有什么技巧。

1993年父亲去广州出差，来回都乘坐飞机。母亲收拾他的行李，发现了一袋子干馒头和一大把宾馆的小牙膏。问他，他说是路上剩的。贫下中农的作风就像永久牌的喷漆一样烤在他身上。

有一次我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忘记为什么跟他激烈地争吵，我摔门而出，躲在准丈人家打扑克。晚上十点多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客厅睡了。半夜响起敲门声，外面电闪雷鸣听不清楚，持续了很久。打开门，竟是父亲。闪电中看到他有些花白的头发顺着雨水乱糟糟地拧在面颊上。我仍然生硬地扭过头去，让他独自走了。时至如今，想到这件事心中仍有一阵刺痛和温暖。

父亲是张狂的。在整个县级法院还没有实施现代化办公以前，他的行政庭就配上了专车，办公室装备比别的科室都好，这在当时颇受争议。行政庭的法官都是根基比较稳的，六亲不认。说白了这是一个“民告官”的机构，比法院其它庭成立的晚，接手的案子都非常棘手。父亲是庭长，所有矛盾都对准他。但他仍然哼着小曲顶着压力办了几个老大难的案子，揪下了几个当官的。老百姓敲锣打鼓送匾的时候，他喝得酩酊大醉。

他病得很突然，说倒就倒下去了。全家人在济南省立医院守了一个多月。我去大观园买唱片时，他走了。临走的前一天，他已经说不出话，示意我到他跟前。他的嘴张了又张，虚弱的没有声音。我看到他的眼神焦急而又迫切，他又望了望我的两个弟弟。我终于没明白他要说什么，这一生，他惟一的一次叮嘱和管教，我却没能听到。

送别遗体那一天，人很多，在烈士陵园集体告别。有人暗自称快，有人痛哭流涕。我没有哭，冷眼看着他们的表演。组织要把他的骨灰安置在烈士陵园，老家的人要送他回族坟。我捧了一部分骨灰，撒到了黄河的支流——阳信的幸福河。

几年之后，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一次到乡下出差，摩托轮胎扎了，我求助地里干活儿的乡亲，他们漠然地看着我。有一个冷不丁地问我，你跟老李哥啥关系。我说谁？那人说，法院的老李哥。我说，是我父亲。他们停止了劳作，走开一人，一会儿开来一辆三马子，把摩托抬上去，又从地里扛了几麻袋刚收的地瓜扔到车上，说走吧，送你家去。有几个在叹息，说好人呐，这地瓜捎去，没啥好的。

父亲死也值了。

这个男人究竟给了我什么，今天我仍在思索。我忘记告诉他，他自学本科的那一箱子讲座磁带，都被我偷去录了卡拉OK，还有他的二胡，我用它换了几本小说。

惟有每年的清明节，我会去幸福河上朗诵一首小诗给他：

爸爸

我去看你

烈士陵园开满不知名的小花

爸爸

妈妈很好

弟弟们也都好

虽然有时候

我真的需要

你扶我一把

爸爸

其实我知道

你一直注视着我们

你的骨灰仍是你的胸怀

顺着黄河流入大海

只留一点在这里

每次我战胜困难来听听你的微笑

都会把泪藏在心里轻轻地唤一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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