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我生而为一件大事而来

“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是西湖大学最根本的任务。”10月20日,在西湖大学成立大会上,校长施一公发表题为《磨砺以须,倍道而进》的演讲。在随后媒体访谈时,他的一句回答足以看出他对这所民办大学的重视:“我生而为一件大事而来,就是建立西湖大学。”

施一公是一位结构生物学家,身上的光环很多: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如今,在清华大学的官网上,现任领导“副校长”一栏中已不见施一公的名字,年初请辞时他说过,脚踏两只船不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

曾经,对施一公来说,当科学家是最酷的事情。现在,他正按照自己理想的路径,在为培养更多的科学家而前行。“在我看来,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浪漫。”

驱使前行的有兴趣,还有责任

看过或听过施一公的演讲,会发现社会责任是他的高频词,这似乎与他生命科学界领军人物的身份有些“二元化”,但了解他的求学与青少年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的热血激情,与他的名字“一公”以及为他起名的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成长在驻马店。哈工大毕业的父亲希望儿子有个响亮的名字,取意一心为公的头尾二字作名。驻马店是施一公人生中的重点节点,“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施一公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小学的常识老师对他说:“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1985年高中毕业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的施一公被保送进了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这时的他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直到父亲的突然离世,将施一公的生活和世界观打乱并进行了重塑。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1987年施一公正在清华读大三,9月21日,他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撞倒,当司机把父亲送到医院时,昏迷的父亲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好不容易筹齐500块钱回来时,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了心跳。

这件事对施一公影响极大,除了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更令施一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社会:“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4年,在被称为“中国医药最高荣誉”的“吴杨奖”颁奖典礼上,施一公在作题为《我的科研动力》演讲时,依然不忘提到这件事,并进而剖析说,“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生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

1989年,施一公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从清华毕业,“顺便”还拿到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在教授们的记忆里,施一公不但成绩优异,而且全面发展,是清华大学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曾经创造了学校10公里竞走的纪录。

1990年,施一公赴美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在国内一直保持“第一”的施一公,刚去美国的时候也很迷茫,他曾经想转学计算机、转经管,觉得应该要好好抚养母亲,想挣钱。第二年,他才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有了自己的体会。研究生阶段后期,施一公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他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三点左右,回家睡一会儿,上午九点又回到实验室。“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付出时间的多少,与所获成绩一定成正比,这是施一公认定的“公理”。此后,施一公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令人感叹他的人生如同“开挂”:1997年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实验室是系里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事业的成功也带来优越的家庭生活。在普林斯顿,学校资助他购买带花园的别墅,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美国教育……

然而,顺风顺水的施一公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放弃这些,全职回国到母校清华。

其实,早在1995年博士毕业,施一公就想回国。当时他的爱人问:你回国能干啥,中国不缺你这样的人。施一公说能做三件事,“可以回河南的中学当英文老师或数学老师；可以去做导游,中英文讲解没问题；还能开出租车,边开车边侃大山。”

骨子里,施一公大概有浪漫的基因。“在我看来,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浪漫。”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校党委书记的陈希找到他,邀请他回清华工作。第二天,施一公就答复陈希:可以全职回清华工作,只是需要一个过渡期,用以交接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项目。对于施一公回国的决定,许多人不理解,但他说,“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施一公的好友饶毅在2007年9月辞去美国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他辞去了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两人还共同建议并创立了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中心内部的运行。

回国后,率直、乐观的施一公应对着过渡期的每个困难。在普林斯顿,他可以直接在超净台面上做实验,而回到清华,他必须建立专门的细胞间。他在清华的实验室从不允许开窗,否则做实验会污染。但这些没有影响到他回国的兴奋与激情。“就像大学时练体育,我的意志很坚定,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他每周都爬一次香山,每次都从北门最陡的地方爬上去。

“我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好为人师的施一公做起演讲来,话语极具鼓舞性。而他关注的,也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DNA大分子。

在美国,他就与蒲慕明、王晓东、饶毅等知名科学家一起,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建言献策,并一直多次为亚裔学者在美受到的“玻璃板待遇”进行游说,同时,他也在关注着中国留学生的去向问题。“我常常心理不平衡。我在普林斯顿当助理教授的时候,去跨国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在这个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名校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能力、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可是他们很满足,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施一公自认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他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不仅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对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2015年,施一公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人正式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并如愿在创新创业的热土杭州创办了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从筹备到成立,舆论对它除了欢欣鼓舞,还多了一份审视,一篇《西湖大学,别成为第二个南科大》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人们从单纯关注西湖大学的成立转向对西湖大学未来的思考。

颇具意味的是,今年7月,施一公曾出席并致辞2018南科大毕业典礼,他说接到被自己视为兄弟的南科大陈十一校长的邀请后,五易其稿,最后的演讲版本讲述的,是西湖大学诞生过程中的故事:2016年1月,施一公在深圳向出席一个联谊会的同道介绍了西湖大学的筹备情况——没钱!会议现场,在《我的中国梦》的旋律中,89位专家排起长队、踊跃捐赠,这笔两千多万的捐款立即解决了西湖大学2016年整年的筹备经费；河南老乡邓营候、屈平夫妇企业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没有高学历的他们毅然决定给西湖大学捐赠一亿元；当然,还有济南济微中学的张子昊与其弟因捐款3000元成为“最小创始人”,为此施一公不仅回信致谢,并在20日正式成立大会的演讲中,专门提到了这名12岁的济南少年。

正是有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施一公表示,“我们既不寂寞,更无所畏惧”。如今,这所正式成立并已迎来两期139位博士生的研究型大学,喊出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谈到学校的学术评价体系,施一公特别强调,无论是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还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都不会成为西湖大学学术评价的主要指标,过重强调这些,会将创新带到一条窄路:“我希望,西湖大学能成为一个学生、学者的‘家园’,科学家们能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学生们也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西湖大学的高调成立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成功,但至少施一公以及他的“盟友”正在努力前行。施一公认为,人需要有自己的“脾气”,这个“脾气”指的是“心气”和“追求”,不要只顾眼前的区区小利和物质享受,要有远大的目标,并努力朝着这个目标不遗余力,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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