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月饼的思念

□张机

那是1960年的开学季,告别父母,别离济南,19岁的我第一次坐火车去泰安读大学。简单的行李卷,网兜里装有洗脸盆和一个竹皮的暖水瓶,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蒸汽发动机牵引的绿皮火车轰鸣声震耳欲聋,窗外的白马山站、炒米店、崮山站一一被甩在身后,憧憬未来的亢奋心情难以平静……

学校坐落在泰山脚下,四周多为农田和茂密的树林,新建的校舍一切设备皆不完善。入校的第一课是参加建校劳动。烈日炎炎下校园拔草、搬砖、抬土铺路,每人每天的劳动成果都要张榜公布。我所在的俄语专科班约有四十名同学,多数同学来自农村,他们干起活来轻车熟路似行家里手。而我自幼身体瘦弱,体重不足百斤。别的同学能抱着6块砖健步如飞,我搬3块就气喘吁吁额头冒汗,劳动收获总是班里倒数第一,让我羞愧得抬不起头。幸好同学们都谅解我,大家常常鼓励、指导我,才让我度过了劳动关。

学校的伙食常常是地瓜面的发糕、地瓜叶的菜团子,甚至是野菜拌点熟黄豆瓣,号称有营养的“菜豆饭”。30斤的定量发成饭票,其中只有3斤细粮票。每8人一个小组,轮流值日去大食堂领菜。学生的大锅菜是上顿下顿的水煮茄子、水煮胡萝卜,菜的上面漂着点熟油(我们戏称是抹在脸面的老婆油)。男生大多数吃不饱,很多人得了水肿病,脸虚腿肿一摁一个窝。身强力壮的男生常常借来学校的锄头、铁锨,利用星期天去庄稼地刨埋在地下的碎地瓜或剩在地下的小胡萝卜头,洗洗生吃充饥。

大二那年的中秋节前,学校免费发给每个学生两个酥皮月饼作为过节的福利。中秋之夜,我们几位男生聚在校外的空旷地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月饼,一边说说笑笑地赏月。中秋过后的第二个周末,我请假回济南探望生病的母亲。母亲一生操劳,生育了我们8个子女,生我之前已经生育了四个闺女。我是老五,又是第一个男孩,体弱多病的母亲对我疼爱有加。当我见到母亲时,她犯了肺气肿病已经卧床数日,只能靠喝米粥充饥。我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用纸包好的酥皮小月饼递到母亲嘴边,劝她尝一口泰安的月饼。母亲艰难地坐起,我抬高她身后的枕头,用勺子喂了她几口小米粥,说:“过节学校给学生发了月饼,我带回来了。”母亲尝了一小口月饼,微笑着说,“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一行热泪潸然落下。

得知我第二天下午必须返回学校,母亲清晨便早早起来,拖着病体执意要为我做炒面(老济南人的习俗,把小麦面粉加点白糖混在一起用文火炒熟,吃时用热开水冲冲喝),还一再叮嘱我,晚上饿了冲一点充饥。那时候市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7市斤,其中只有5斤细粮白面,我带走的炒面几乎是母亲整整一个月的细粮,至今想起来仍让我羞愧不已。

时光脉脉,流水年华。如今,每当我给晚辈讲述这一块月饼的往事,总会愧疚不已。终身抱憾的是没有来得及尽孝,家母于62岁就离开了我们。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年一度的中秋到来,我又开始思念那看似普通又饱含深情的酥皮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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