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浪淘沙：对策不要靠货币 要靠改革

在经济稳中有变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个稳”？ 来自区域经济的一手调研素材或能提供一些参考。

7月，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武汉、襄阳、宜昌三座城市，采访了当地的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学者等。在经济大浪淘沙的背景下，已有一些企业出现了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同时，受访者也对如何更好地提升经济发展潜力提出了一些观点建议。

一

武汉，作为华中区域的重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近年来全面高速发展领先全国，同时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大手笔投资也备受外界关注。

武汉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源地之一。自近代汉口开埠后，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实业；建国后，这一地区也是新中国工业化初期的重点投资地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依托长江水运又成为重要通商口岸和对外开放地区。

时至今日，武汉成为中部最重要的新兴产业集中地，实现了产业经济的平稳增长，在实现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同时，也推动了房价的迅猛上涨。

2017年大学毕业生留汉就业创业已达28.29万人，是2016年的2倍；新落户13.2万人，是2016年的近6倍。在2017年中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十个大城市中包括了武汉。

这些年，武汉都发生了什么？

从各地政府纷纷开展人才争夺战，到棚户区改造谨慎使用货币化安置，到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价量齐增，再到中央出台政策鼓励积极财政、基建热潮再起，今年活跃于媒体和民众茶余饭后的众多热词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焦点，那就是城镇化。一个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表现往往是经济发达、人口流入、房价上涨。而这背后则是新一轮的城市与城市间的“较量”，武汉作为这一轮竞争中的“翘楚”能为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带来怎样的启示？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多大的空间？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从事长江经济带和区域研究多年，著有《长江地区城乡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跨世纪的迁徙——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等，现任湖北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会会长、长江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他向澎湃新闻总结道，中国的城市化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京津沪引领中国城市化40年。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城市化，北上广深引领中国城市化30年，1990年到2020年。第三个阶段，是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城市化。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进入了第三阶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促进城市化品质的提升，第二表现为四大城市群——粤深港大湾区、沪嘉杭大湾区、京津冀海湾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引领。

伍新木认为，武汉会在新一线城市中脱颖而出，慢慢起引领作用，同时，中国的新老一线城市会重新排序。

机场的建设成为这一轮城市竞争的一个很好的缩影。

邮储银行武汉硚口支行行长李芳向澎湃新闻介绍，近些年武汉与郑州、长沙争夺中部的航空港竞争非常激烈，各家银行也纷纷给予支持。2013年邮储银行支持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三期航站楼建设项目，提供了20亿元的银团信用贷款。2017年8月，天河国际机场三期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李芳介绍说，服务天河机场成了她所在支行工作的重中之重。

谁当中部门户枢纽？武汉、长沙、郑州三大国际机场竞争十分激烈。在客运方面，长沙、武汉不相上下，2016年之前郑州与二者有不小差距。而2016年郑州机场迅猛增长，中部三大机场同时晋升2000万级机场俱乐部，第一次出现三足鼎立局面。

武汉天河机场三期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97亿元，截至2017年7月，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拥有三座航站楼，总面积65.98万平方米。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图

长沙黄花机场新建T3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T2航站楼的约2.5倍，且同步规划建设一座集高铁、地铁、磁浮、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而武汉天河机场也不相伯仲，武汉天河机场三期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97亿元，截至2017年7月，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拥有三座航站楼，总面积65.98万平方米；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投入运营不久，2016年其三期项目被列入的民航项目共有11个，总投资金额达276.9亿元。

武汉的经济增速很快，但是在全国的排名中变化并不大，这也凸显出这一轮“新一线”城市竞争之激烈。

中国金融四十人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目前“新一线”的竞争很激烈，因为别的城市也涨得很快。像杭州，二三十年前还是一个小城市，连“四大火炉”都排不上，不是因为它不热，是因为它不够大，它是一个小城市，轮不上它。但是这几年杭州的发展都有目共睹。

但是，从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从GDP体量上看，四大一线城市依然牢牢把控第一梯队位置，四城上半年GDP总量均超过万亿。和去年同期相比，TOP20几乎无变化，仅济南替代东莞入围。

武汉的经济增速很快，但是在全国的排名中变化并不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澎湃新闻 制图

同时中国百强城市的分布，呈现出相对集中、区域失衡的状态，百强城市由东向西呈阶梯式递减，并在三大经济圈高度集聚：京津冀有8个城市上榜，长三角有22个城市，珠三角则有11个城市。

张斌称，因为中国比较大，光是北上广三个城市群，只能覆盖东部地区，中西部也需要自中心的城市，比如郑州、武汉、成都。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把周边的西部的一些人口更多的向它那集中，发挥大都市的“向心力”作用。

按照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0%，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应该达到70%或者更高。但我们到了今天，还没达到60%，城市化率有很大的欠账。农民无法进城，进城也留不下来，不能长期地生活下去，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武汉与其城市群又呈现出怎样的格局？能否很好地发挥其“向心力作用”？

二

武汉周边目前仍缺少比较发达的城市群，其区域经济发展已举全省之力。在2017年湖北省3.65万亿元的GDP中，武汉的GDP为1.34万亿元，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2000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一主两副”发展战略，建议在发挥武汉这一全省中心城市龙头作用的同时，还要确立“省域副中心城市”，作为湖北与西部地区连接的“二传手”，在经济总量上实现三等分均衡发展的多极态势。

但对照省委“三个三分之一”战略定位，近年来，武汉、襄阳、宜昌三个城市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近年来，武汉、襄阳、宜昌三个城市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澎湃新闻 制图

武汉2017年的GDP为13410亿元，同比增长7.8%，总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九位。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在省内继续“一枝独秀”，其经济总量及人均经济总量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经济总量在全省的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

襄阳2017年GDP为4064.9亿元，超越宜昌跃居省内第二，同比增速为7.2%。

宜昌2017年GDP为3857亿元，增速骤降至2.4%。

伍新木向澎湃新闻表示，湖北整体的城市化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湖北城市化还有20个上升的百分点和10年的发展空间，预期到2030年会出现拐点。湖北在面临城市化的问题上，经常强调均衡发展，其实不均衡是绝对的，不要过多地强调均衡。

伍新木进一步指出，武汉过去几十年更是大而不强，最好让它做大做强。它的前30年是叫做集聚功能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到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双重存在的阶段。

张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特别到了后工业化时期，都市化步伐加快。在城市竞争当中，小城市功能退化，大城市越来越大，这个是一般性特征。

张斌亦称，不单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日本是一两个城市群，韩国是一个汉城，美国就是东部一个、西部一个城市群。都会有越来越集聚的趋势，也是一般性的规律。

具体到湖北省，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磊则向澎湃新闻表示，一主两副“三个三分之一”的格局不仅没有实现，距离还越来越远，这与湖北的发展阶段有关。王磊直言，湖北省处于工业化中前期，武汉自己都还没吃饱，还处于要素集聚的阶段，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是什么拖了他们的后腿？

三

襄阳、宜昌，是湖北省除武汉外经济实力最强的两座城市，一个是“汽车新城”；一个是中国水电之都。随着葛洲坝和三峡两大水利工程的修建，以及一些央企的入住，宜昌水涨船高，经济迅速超过了襄阳，一度成为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经济强市。

邮储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邓建华介绍，银行对这一轮经济下行趋势感受尤为明显，比如过去襄阳的纺织产业非常兴盛，但是现在却面临大量的市场出清。

邮储银行湖北分行授信部总经理吴强用“大水大鱼”比喻这一轮经济周期。

在4万亿的大水漫灌下，襄阳的纺织行业受益于其上游的化工企业价格飞涨，纺织品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待这波“洪水”散去，这个产业的寒冬也到来了。

东风日产襄阳工厂厂区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年产能20万辆。同时，东风日产新楼兰、天籁与英菲尼迪Q50L、QX50共线生产。其中，襄阳工厂在2014年3月获得英菲尼迪4.5分认证授牌，成为英菲尼迪第三个全球生产基地。

天籁、楼兰、英菲尼迪三条汽车生产线在襄阳，每个汽车都有上万个零配件，以及延伸的产业链。目前，农产品加工已成襄阳第一大支柱产业，连续5年产值超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的比重达到32.3%。农产品加工产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巨大，占县域经济中的比重达到50.4%，为相关县域贡献税收达到41%，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超过30%。

新旧动能的转换“稳”住了襄阳的GDP增长。

宜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三峡门户”之称。凭借丰富的磷矿资源，宜昌磷矿资源保有量27.2亿吨，居全国八大磷矿区第二位。化工也成为宜昌的首要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的三分之一，大多分布在长江沿岸，宜昌也有“化工围江”之称。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兴发集团有限公司、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百亿级企业，在产业中也居于领先地位。其中，兴发集团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搬迁企业。

兴发集团副总经理李胜佳向澎湃新闻坦言，回顾兴发的发展历程，移民搬迁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其两大发展机遇。

兴发集团是一家县级国企，前两年在宜都建设新项目，却接连亏损。宜都市政府为其提供3年免税、地价优惠、工业生产调度资金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苦熬3年，终于在2016年扭亏为盈。

兴发集团位于王昭君的故里宜都，其兴山化工总厂位于三峡库区淹没线175米水位下的145米处，被列入库区搬迁企业范围，搬迁时间被安排在2000年以后。县委县政府正式作出决定，将兴山化工总厂搬迁到白沙河重建。

兴发集团坐落于长江边，且从2017年开始，对企业临江整治。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图

2016年，宜昌制定三年行动方案，陆续关、搬、转134家化工企业。兴发集团从2017年开始，对企业临江整治，2018一季报净利润0.72亿，同比增长127.45%。其总经理表示，兴发近期的盈利主要源于行业的“优胜劣汰”，众多同行由于环保不能达标而被关停，而兴发由于整治较早，在这一轮淘沙中成了最后的胜利者。2017年，宜昌市GDP增长也出现断崖。

伍新木向澎湃新闻指出，宜昌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有两大原因。最主要原因是生态的压力，宜昌产业结构的调整压力特别大，临江的很多传统工业通通要后撤一公里，污染产业需要深度调整。

近年来，经济下行，投资遇冷的形势下，大浪淘沙已至。

王磊称，这么大个国家，不可能没有也缺不得化工产业，因为不会有任何国家能够提供中国这么大量的化工产品需求。离开基础产业去谈高端产业和三产是水中月，镜中花。如果没有化工产业，只怕省内其他城市的制造业都开不了工。现在谈的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关停，而是减少和杜绝污染，集中生产，所以宜昌的化工产业是淘汰落后产能，扩大先进产能，最终保下的当然是国企。

四

浪沙淘尽，什么留了下来？

国企众多是襄阳、宜昌经济的一大特点。

王磊表示，武汉下一步发展的劣势主要在体制机制不够灵活，企业和城市的关系上明显不如沿海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技术力量并不差，但是研发数量差一截，很多资源被锁在国有企业的边界中。知识产权是职务的创造还是个人的创造都没有界定清楚。武汉发展新经济的时间还不长，企业还没有做强，还没到母鸡孵化出小鸡的阶段，还有待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破局。

伍新木称，凡是国企很多的省市，它的官员对民企、国企的根本认识存在问题。他们内心里、感情上、观念上是崇尚公有制、崇尚国企的。内地的民营经济在这种生存环境之下成长起来很艰难。

王磊说，虽然在市场准入上看，对国企和民企都是开放的，但是历史路径的不同造成民营企业无法与国企竞争，尤其是在基建领域对资本的集中度要求特别高。在战略性的新型产业，如风能、太阳能发电等原先由民间投资占主导的竞争性领域，也出现了国资快速进入，进而挤出民间投资的情况。王磊认为，襄阳和宜昌的学习对象不应该是武汉，这两个城市以国有大型企业居多，没有高新技术产业的氛围。

邮储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邓建华向澎湃新闻坦言，不要再在货币政策上面做文章，多想想改革的事情，怎么搞需求。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不要成为主导政策，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下，需求政策一定要起主导地位，如果货币政策主导，那结果就是过去几年带来的杠杆率飙升。

（实习生苏琦、李彦萱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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