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炜：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人着迷

□本报记者 钱欢青

整个5月和6月，宋明炜的日程安排得异常密集，除了在各地大学进行学术讲座、交流，5月底，作为组织者，他参加了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一场文学“盛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一起探讨科幻与21世纪文学的可能。

宋明炜的专业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最近十年来，这位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迪尔沃斯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科幻小说的研究，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在静的核心接受更深沉的静”

6月20日，趁着宋明炜回家乡济南短暂逗留，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话语缓缓流动，如时光编织的河流。

1972年出生于济南的宋明炜，年少时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除了一部科幻加冒险小说，其他的长篇小说几乎全部夭折。到中学的某一时刻，他的写作意识发生了改变，“最早发表的诗，可能是1986年，记得第一首题目是《断裂的风景》。我也就是13岁。那一年还发表了6首十四行诗。1989年春天，我再次开始写小说，超现实小说，不顾叙事，不顾人物，写到二十多岁。诗停止了。小说在一个巨大的梦想中，也停止了。”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研究的转变发生在上海，仿佛他14岁时写的那句诗——“在静的核心接受更深沉的静”。1994年，宋明炜在山大读大四，“因缘巧合，复旦的陈思和先生约我写张爱玲的传记，我就在陈思和、陈子善两位先生的帮助下找张爱玲的资料。1995年9月，传记写到一半，张爱玲去世，在整个中文世界引起巨大关注。”宋明炜到复旦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出版了。虽然是少作，“但写的时候确实是把自己整个心灵的力量都投进去了，就像谈了一场恋爱。”他说，写完书之后十几年，他都不敢再碰张爱玲的东西。

跟随陈思和先生读研究生，让宋明炜获得了很好的学术训练，跟着老先生学古典文学，扎扎实实读书，学好英语。1996年至1999年间，宋明炜埋首文学评论，并曾获《上海文学》奖，这些论文后来集结成《批评与想象》出版。

2000年，宋明炜赴美求学，“是李欧梵先生最早鼓励我出国留学，他所在的哈佛也录取了我，但最终我投在了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先生门下，虽然如此，李欧梵先生一直很提携我。”2005年，宋明炜获得哥伦比亚博士学位。

宋明炜认为，王德威先生的研究打破了夏志清先生“感时忧国”的传统，其研究面向更为广阔，在研究方法上，也突破了西方文学理论的视角，而是中西交汇。2015年王德威先生的英文著作《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出版，提出了“有情的历史”的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宋明炜而言，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经由正统学术训练出来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少年中国：国族青春重塑与成长小说（1900-1959）》，这本书让他“花了很大的力气”。

在《少年中国》中，宋明炜结合文学阅读的感性和理论分析的深度，探寻了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起点的青春旅程和时代变奏之间的秘密。在他的视野之下，青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原型”和“象征叙事”，“青春并不仅仅是指年龄、生理或代际。它表征着一种新的主体性面对历史的特殊质地，它代表了现代性的起源性想象，它构造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型修辞，它形成了文化政治想象的动力结构。”

第一次浮出海面的中国科幻新浪潮

也正是在写作《少年中国》的过程中，宋明炜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在1902年就提到过科学小说，1903年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可以说，晚清最后十年科学小说与理想小说一度流行，民国时则逐渐消失。而台湾人文科幻在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异军突起，以及同时期大陆科幻在改革时代一度重新点燃理想主义的短暂复兴，似乎都在中国文学主潮之外。寂寞的伏兵首先在文学史意义上显出悲壮的色彩。”

这种“悲壮色彩”一直持续到2010年。这一年，陈思和先生与王德威先生联合主持召开了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当时我正迷恋《三体》，并且隐隐感觉中国科幻正在形成一次新浪潮，所以我特别希望两位老师能请来科幻作家。”

结果刘慈欣拒绝了邀请，因为他在专心写《三体》第三部，韩松和飞氘接受了邀请。开会的时候，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骆以军等名家都到场，宋明炜在人群中第一次遇到韩松和飞氘，“他们两位的表情似乎都有点局外人的默然和严肃。后来我读了韩松会后写的文章《为科幻而活着》，我才了解，韩松和飞氘对科幻作家受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意义，有着一种特别认真的使命感。当时从北京出发到上海来，他们好像都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心态。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宋明炜记得非常清楚，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轮到韩松发言，“当时余华和苏童就坐在我身后，他们一直都在快乐地交谈。但当韩松开始发言的时候，全场都静下来了，所有人都在认真倾听。后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科幻新浪潮第一次浮出海面，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宋明炜认为，这种情况，其实也说明了批评界的滞后，“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甚至可以上溯到1989年。那一年春天，刘慈欣写了《中国2185》，并构思了《超新星纪元》。一种全新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一种打破文体束缚的写作，一种敢于面对未知的先锋精神，已经在刘慈欣的头脑中成形。1999年，刘慈欣发表《乡村教师》，将璀璨宏大的宇宙史诗和荒芜贫瘠的中国乡村完美地结合起来。2000年，韩松发表《火星照耀美国》，重写新中国未来记，描绘出乌托邦与恶托邦的双身同体。与此同时，王晋康在《蚁生》《十字》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探讨中国社会的伦理问题，其反思的内容包括了从“文革”到新世纪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2006年，《三体》开始在科幻迷中走红。2008年，《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到2010年我们开会的时候，中国科幻新浪潮已经有了至少十年的辉煌。”

之后不久，《三体》最后一部《死神永生》出版，迅速进入畅销书的行列。宋明炜在这部小说发表之前读到了它，“当时我的兴奋之强烈，让我荒诞地想象着我们的飞机已经飞向小说结尾那样诗意的小宇宙：小太阳的光芒，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闪亮着。”

他说，2010年，中国科幻的创世纪已经完成。

“世界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世界了”

此后的故事已然广为流传：2015年，《三体》成为第一部获得英语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长篇小说类）的非英语小说，2016年成为英语世界里前所未有的翻译自中文的畅销书，甚至引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关注。

对中国科幻的敏锐感知，让宋明炜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科幻文学潮流的引领者，他组织翻译了众多中国科幻小说，召集了众多研讨会，由他组织翻译并编选的中国科幻小说选集《转生的巨人》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他的研究专著《中国科幻新浪潮》也即将出版。

“世界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世界了。世界中没有了你与我的差异。世界没有了人与非人的区别。这是科幻最为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真正面对未知，保持开放的心态，让世界多一点想象的空间。这或许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的重要原因。中国科幻新浪潮会继续它的创世纪，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在为意大利语版中国科幻小说选集写的序中，宋明炜写下了这样的标题——那个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我们着迷。

而对科幻小说的十年研究，也让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学研究视野，“我们现在依然在用20世纪的方法研究文学，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我想通过科幻文学，我们已经具备21世纪的文学研究方法与视野了。那是一个不仅仅以人为主，不一定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世界，那是世界面对巨大变化时人文与科学的交响。”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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