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插花融入现代人的办公室?徐文治说:“很多人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办公室,但是我们往往是匆匆忙忙干完活就走了,没有好好享受在办公室的八小时。如何用插花把你

陈巨慧/摄影徐文治在工作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陈巨慧实习生谢青筱

1月12日,寒冽的北京迎来暖阳。曾是鸿儒雅士聚集地的北总布胡同,见证了数百年的时代更替与历史变迁后,与车水马龙渐远,安谧中伴着几分落寞。恭王府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副主任、布里艺术文化中心创始人徐文治的工作室,就隐于这条老胡同之中。

清雅古朴的房间里,一身布衣的徐文治正在侍花。几枝树条,三两小花,看似信手侍弄,却神韵古淡,画境如诗。

追溯瓶花前世今生

提到插花,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日式插花,如果是插花爱好者,或许还能说出池坊、草月、小原等日本花道。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中国传统插花源远流长,自宋代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徐文治在他的新书《瓶花之美》中正本清源,梳理了中国传统插花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他更愿意将其称为“瓶花”,而非“插花”,事实上,中国传统插花自宋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叫“瓶花”,“瓶花”的概念其实比插花、花艺、花道涵盖的范围更广,离中国传统文化也更近。

“村居何所乐,我爱读书堂。阶草侵窗润,瓶花落砚香。”现在能找到关于瓶花记载最早的资料,是北宋俞瑊的这首《中山别墅》。在宋代史料中,能找到40多首提到瓶花的诗词。到南宋时,“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插瓶花已蔚然成风。明代,“瓶花”理论发展到巅峰,出现了三篇重要的“瓶花”理论著作:高濂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和袁宏道的《瓶史》。新中国成立前,程世抚先生写的小册子《瓶花艺术》中,所有关于瓶花的概念还是沿着唐宋元明清历代传下来的。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瓶花”在大家看到的出版物中就变成了日式插花,日式插花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好多老先生恢复中国传统插花时,接触的其实是民国人学的日式插花。

因此,徐文治觉得有必要为中国插花正名。他说:“研究中国传统插花首先要回到典籍里研究。尽管现在好多人在标榜中国传统插花,但是中国传统插花到底是什么,插花界还是没有搞清楚。”就像现在很多人吹捧说,宋代文人提倡“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但回到典籍中,会发现“四般闲事”在宋代是成熟的雇佣服务,和文人并没有关系。所以,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徐文治举例说,好多人看了《瓶史》来讨论中国插花,却根本不了解袁宏道写这部作品的原因。其实袁宏道在写《瓶史》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他从禅宗的看话禅、狂禅转向了净土宗,原来光谈悟,现在他觉得同时还要修持、要持戒,因此《瓶史》一开篇就写道:“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所以插花其实是他持戒修行的一个替代品,了解了这个背景,才会真正理解《瓶史》的内容。“我觉得学问要扎实,要有根基,还要有门径。”这是徐文治的态度。

恭王府中窥瓶花

25年前,因爱慕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的情致,徐文治从山西来到山东,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开启了“自是刻苦砥砺,日夜孜孜”的读书求学之路。毕业后,他在济南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2002年迁居北京,徐文治一头扎进了艺术圈。“跨界”营生的他,对书画艺术知之甚少,读书成为他迅速打破行业壁垒的有效途径,民国以来出版的历代书画艺术图籍宝绘,迅速摆满了他的书架。此后他担任《画廊》杂志副主编、《新美域》杂志主编,对书画精研细究,特别是对萧谦中、陈师曾、溥心畬、赵朴初等近代艺术大师,有颇多研究心得,诉诸论述。“得诀归来且读书”,为他所躬行。

2013年,徐文治在北总布胡同,创建了布里艺术文化中心,后担任恭王府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副主任。他倾心于空间艺术规划,殚力于艺术展陈,从传统瓶花入手,在恭王府诸多展览和布置中实践他的艺术理念,得到了观者的首肯和追捧。

说到与瓶花的结缘,徐文治说:“我生在晋中南太行山中,山土贫瘠,土人耘田为生,靠天吃饭,居处少有花木,荒郊草卉多不知名。印象中最热闹的是邻家墙外一株秋桃。阳春天气,花叶齐发,蜜蜂营逐,树下系一头犍牛,粪土中春之气息久久留在记忆里。后来因缘际会,编辑美术杂志《画廊》《新美域》多年,大量接触中国传统绘画,最喜欢的依然是花叶齐发的桃花,常令我忆起乡间阳春情景。这大概是我和花最贴近的因缘。”徐文治说,他因董理赵朴初先生的书迹,读先生所做茶诗数百首,喜欢他早年“冷意初凝借茗浇”的诗意,于是发愿整理他的咏茶诗,稍稍涉猎于茶事,也由此开始接触插花。

“那几年我接触作品最多的画家就是溥心畬。他上世纪60年代去世,他的夫人前两年刚去世。之前每年他夫人都会回北京来,他的作品我出版过好多,杂志出过四五期,也做过几次展览,经手了好多东西,所以对溥心畬的研究了解比较多。溥心畬的作品里有很多关于插花的作品,有些画画的直接就是瓶花,我就问老太太,这是怎么画的?为什么喜欢画瓶花?老太太就给我讲溥先生怎么插花,有时候还给我指导一下。我经常买花回去插,阳台上种了好多花草,老太太给我讲过一些她接触过的王府插花。”

溥心畬是恭亲王奕?的孙子,恭王府可以说就是溥心畬的宅子。他在恭王府住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搬离。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大家一说王府就说那是王爷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抛开身份来看,王爷的生活代表着中国传统文人更高级别的生活趣味、生活格调和生活范式。”

在徐文治看来,王府和皇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王爷是皇子,但比起皇宫,王府中正统的、仪式感的东西要少得多。“王爷接触文人的东西更多,他生活在民间,往上连接皇宫,往下连接民间,因为他就在胡同里,就把很多世俗的生活带进了王府。王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枢纽,我希望能够以此还原更多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研究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研究,徐文治发现,恭亲王的诗里有很多关于插花的作品。溥心畬的父亲载滢的书里写了更多关于插花的作品,甚至还有插花技法的叙述,比如有一个和尚教给他应该怎么插花,花应该怎么保养。“溥心畬的夫人给我讲了很多溥心畬插花的事情,告诉我他为什么画这样的画。老太太讲他在杭州看见水姜花,就会摘下来插在瓶子里,画一幅水姜花,还写了《水姜花赋》。当时我们关注的是绘画,等到我后来再去研究瓶花的时候,才知道远远地有一条脉络在那,好长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在关注它,只是没有深入系统地去研究。所以现在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着力去探讨插花,研究恭王府的插花是什么样子的。”

“你找不到一门艺术,能像瓶花一样,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徐文治解释道,瓶花艺术包括瓶花自身对诗和绘画的借鉴；包括中国文人居室的环境,比如瓶花的台座、家具,以及墙上悬挂的书画；包括中国文人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他们的审美观。瓶花仅仅是文人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个点,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切片,通过这个切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文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

如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被看重,各种国学班悄然兴起。而在徐文治看来,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瓶花是比背《三字经》《弟子规》更有意思的一种途径。“四时、节气、节日、居室环境、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空间布置、家具、器具、植物……除瓶花外,找不到一门艺术能涵盖那么多的点。我希望通过瓶花,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让现代人在动手插一瓶花的过程中,慢慢体悟到传统文人是怎么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传统文化的兴趣是如何慢慢培养起来的。有兴趣的基础再去读书,再找到你的兴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徐文治说。

“虽由人造,宛自天成”

日本“未生流笹冈”家元笹冈隆甫在《花道》一书中说:“花道入门最初学习的是‘型\’,即前人总结的花艺设计图。按照设计图组合排列的话,任何人都能做出美丽的插花作品。”与日本花道讲求模仿老师的“型”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内心情感的抒发,瓶花亦然。

徐文治说:“日本人的插花是通过枝条模仿大自然,模仿出来就成了定式,忘了大自然是什么样子。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天人合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模仿大自然,取法自然,从内心出发,‘虽由人造,宛自天成’。”徐文治说。

中国传统的瓶花不是在表演技法,它是把所有东西糅合在一起呈现出来的这件作品和人的交流过程,是个人的感情、情绪、审美等内在的外化。因此,插花的花材、器具并不需要多么讲究,用我们身边的矿泉水瓶、玻璃杯,马路边的小野花、狗尾巴草一样能插出好的作品,“重要的是你的心态,插花是你的心态的展现,是你的审美和素养的外化。”

因此,在给学生上课时,徐文治从来不让学生跟他插一样的花,他会帮助学生把所感所想变成一件艺术品,从学生的喜好出发慢慢提高他们的审美,“在尊重植物本身特性的前提下,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这就是我们开放的中国文化”。

中国瓶花虽然没有日本花道固定的程式,但不意味着它没有标准,只是这个审美标准是非常模糊的。高濂在《瓶花三说·瓶花之宜》中说:“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徐文治诠释“意态”为“生趣”,即表现植物自然生长的姿态,这是最起码的。在生趣的基础上,如果能表现出插花者个人对这一枝条的生命的感悟和取舍更好。最高境界则是加入审美的眼光,将插花提高到艺术的层面。南北朝时期,谢赫提出绘画“六法”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标准,第一法就叫“气韵生动”,徐文治认为插花也是如此,整件插花作品达到“气韵生动”是中国瓶花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瓶花与传统诗歌、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文治认为,中国瓶花的趣味,就是中国传统诗、画的趣味,瓶花是文人审美的一个延续。中国文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诗意的认识,绘画讲求诗意,插花也讲留白,讲意趣。

欣赏徐文治的插花作品,便能感受到袁宏道所说的“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但徐文治也提到,现在很多学者研究敦煌壁画里的花,称其为插花的雏形,他认为这毫无意义。他说:“绘画是加法,插花是减法。绘画是平面的,插花是立体的。插花必须在枝材的现实的枷锁里面去发挥,它比绘画更难。我们说插花像绘画,接受的是绘画的审美,如高濂所说‘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但是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对于当下的审美教育,徐文治则认为有所缺失,“我们毕业了,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绘画是美的,什么样的书法是美的。很可惜我们在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即使背古诗、古文,还是在进行知识的储备,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有一个朋友给我看过一本西方小朋友看的绘本,讲舞蹈演员怎么排练怎么受伤,但他所有的插图都用的德加的画,把德加画的关于跳舞的画编成小故事,无形之中就让小朋友们看到了最优秀的画家的作品。而我们现在的绘本很多粗制滥造,画这些绘本的人艺术修养达不到大师级的水平。所以我一直想用名家的画作来编绘本,好比《小蝌蚪找妈妈》,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小蝌蚪、青蛙、鸭子、马、小溪,全用齐白石的画来配图,寓教于乐之中建立一个审美标准。”

生活的一个“小水珠”

传统插花如果不能融入当代生活,就必然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生活艺术化”是徐文治最近几年关注的一个课题。他说,表面上谈的是生活艺术化,背后支撑它的是艺术如何化在生活里。从插花来看,就是说如何让插花艺术地进入生活环境里,把我们的生活打造得更好,“插花是生活的一个‘小水珠\’,但它反映的是生活审美的所有的追求”。

现代家庭装修风格各异,有欧式的、中式的、美式的、日式的等等,各种各样。如何让瓶花进入我们的生活空间呢?徐文治在不同的空间里实践,让瓶花进得去。“你不能光在一面空空的墙上插上花,因为你家里没有那样的墙,你家里就是沙发电视,那它能不能进去?如何进去?”徐文治在采访中对不同的生活空间搭配什么样的插花作了一番分析,如客厅适合摆放一些大型插花,书斋或茶室等小空间适合摆放矮而小的插花。

近来,徐文治关注的是如何让插花融入现代人的办公室,他说:“很多人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办公室,但是我们往往是匆匆忙忙干完活就走了,没有好好享受在办公室的八小时。如何用插花把你每天都要面对的这个空间打造得更好,富有情调,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如今,“每周一花”流行,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了每周收花、插花行列。尽管此花非彼花,徐文治却把它当作了一个很好的市场调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喜欢花的,我们不可能每天去市场买花,如果有人给我们送来的话,我们是非常乐意买单的。但是它做得不成功是因为价钱压得低,所以你收到的花只能是被淘汰的花。而中国传统瓶花找根枯枝随便一插,三个月以后可能突然长出叶子来了,在这样的冬天里绿油油地发出芽来了,这对你的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束大棚里养的花不能带给你的。”

中国传统的插花讲究枝材,以木本花材来插花,春天的桃、李、杏、丁香、柳枝、雪柳、连翘、迎春、龙柳、枣、玉兰、女贞,秋天带果的海棠、山归来、小檗、虎刺、珍珠梅等等,这些木本花材在瓶花中线条美、变化多,可得来却并不容易。市场上没有卖的,去小区里剪一枝还要背负道德的谴责。“但是在我们的小区里、公园里,园林工人会剪下一大堆枝子,还要花好多钱去处理这些垃圾,我们想用枝子插花却没有枝子。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建议工人把我们需要的枝子剪下来,经过处理后运到市场上,这才是节约型经济。你现在收到一束康乃馨,配了两枝百合、月季,下个月再换也还是这些花。广州的桃花现在开了,你得到了一枝桃花,往瓶子里一插,下一周苏州的梅花开了,你收到了一束梅花,你是什么心情呢?你的心情要惊喜得多吧?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值得去探讨。”

致力于传统生活美学研究的徐文治,乐于接受新事物。2016年,他在微信里办起了“瓶花艺术之岁时节序”课程,跨越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让一群趣味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切磋,随时随地学习传统瓶花艺术。如今,徐文治微信群中的学生已有300多人,而关注他的微信号,对瓶花艺术感兴趣的已有几千人,徐文治也乐于将自己的作品、心得实时分享。“我是一个现代人,爱慕传统文化,向往传统文化,所以去研究传统文化,并把这种传统文化拿过来古为今用。但唐代的花、宋代的花、明代的花,都不适合当下,我们插的就是当下的花,我们只不过是和古人的精神、审美去结合,和文化的传统对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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