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一位翻译家的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钱欢青

10月6日22点30分，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作家、画家、《世界文学》老主编高莽先生，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1岁。

可能你不熟悉高莽，但你一定熟悉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一定熟悉那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保尔·柯察金，高莽第一个把保尔·柯察金介绍到中国，为那些俄罗斯文学史上闪亮的巨星留下了一连串璀璨的中译本。年近九旬，他还翻译了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而他的热情、浪漫、包容，也给许多后辈亲友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风送筝声远，日落笛韵长

10月10日，高莽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此前两天，济南的高莽著作版本收藏者张期鹏因为买不到进京的火车票焦急万分。他必须要去送别高老，“为了与高老相识相知的一段缘分，为了从高老身上感受到的人格魅力”。最后，他买了一张10月9日晚从济南站到济南西的车票，上车补票，一路站到了北京。

就在一年前高莽90岁生日之前，张期鹏耗时一年多编著的《高莽书影录》出版，“高老看到书很高兴，说这是自己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高莽书影录》收集的各种高莽著作版本达81种，其中著作28种、画册6种、译著29种、编著8种、合译10种。这还不是高莽有关书籍的全部。如果著作是一个人留给世界的精神财富，那么高莽留下的精神财富，蔚为壮观。

1926年10月25日，高莽出生于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一座移民城市，住着很多俄罗斯侨民。7岁，高莽进入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习，学校里浓郁的俄罗斯氛围让他从小就喜欢上了俄罗斯艺术和文学。1937年，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学校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老师分配给高莽的任务是临摹一幅普希金像，用以装点教室。这是他第一次画普希金，从那时起，普希金的形象走进了他的心房。有意思的是，因为从少年时就接受欧化教育，祖父担心高莽的汉文化水平太低，特意为他请了一位汉语家庭教师。后来，祖父对他进行过一次“测验”。祖父出了一副上联“风送筝声远”，他对的下联是“日落笛韵长”，祖父甚为满意。

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毕业后，高莽曾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等担任翻译和编辑。1947年，他翻译了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1948年，该书出版后不久，哈尔滨市教师联合会文工团排演了这出话剧。这是苏联现代革命话剧首次搬上中国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许多城市相继上演，轰动一时。

有意思的是，1948年的首演，还让高莽遇到了一辈子的人生伴侣。当时，哈尔滨马街小学代理校长孙杰饰演剧中的冬妮娅，为了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和历史，孙杰多次找高莽求教。高莽根据自己的理解介绍了冬妮娅的人物性格，并给她提供了一些资料。他的真诚和认真打动了孙杰，两人由相识到相恋，并最终结成终身伴侣。1956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访华，高莽为她担任翻译。当得知高莽有这么一段姻缘之后，一定要高莽带孙杰来见面。见面时，赖莎戏称自己是高莽和孙杰的“媒婆”。此后，赖莎到中国访问或者高莽到苏联访问时，他们一见面，赖莎总是以“媒婆”自称。

清扫往日与内心的尘埃

关于《保尔·柯察金》这部译著，还有一些有趣的花絮。高莽曾回忆：“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演出很受欢迎，后来在北京演出时，除了掌声之外我还听到台下观众窃窃私语或低声发笑，一问才知，因为剧本里的东北方言太多了。大家说‘保尔不可能说东北话\’。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我认识到，文学作品翻译不仅要会说会写，更要用中国的艺术语言来表达。”

因此在漫长的翻译之路上，高莽一直孜孜矻矻，精益求精。他曾说：“翻译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作，像戴着镣铐跳舞，在受限制的范围内要跳得轻巧、细腻、优美。写作的人感受不到翻译的艰辛。忠实、刻骨、认真，不断提高中外文字修养、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是翻译家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还有，不能缺少才气和灵气。”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自觉，高莽成为俄苏文学翻译的泰斗级人物，2011年，高莽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3年，他又凭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荣获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2015年，年近九旬的高莽还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

除了译作和多部随笔集，高莽所绘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肖像多次在俄罗斯展出并为外国文学馆或纪念馆收藏。作画时署名“高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则署名“乌兰汗”。而因为笔名众多，还出过一个段子。1949年，最早译介普希金与高尔基的翻译家戈宝权路过哈尔滨，发现报纸上有9位当地学者翻译的有关苏联文艺问题的文章，于是把这9个译者的名字记下来，提出要跟他们交流座谈，结果只来了高莽一个人——那些都是他的笔名。还曾有本杂志因为疏忽把高莽的名字弄成了“高葬”，编辑吓得够呛，可是高莽根本没放在心上，后来干脆以“高葬”为笔名写了篇稿子，还得了奖。

《阿赫玛托娃诗文抄》是高莽的最后一本书，于他意义非同寻常。他不止一次说过：我翻译阿赫玛托娃，是为了向她道歉，为自己赎罪，我亏欠她的太多。1976年，他在北京图书馆里看到俄文版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内心极大震撼。自己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一句诗，却也跟着批判她的人，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自我谴责。从那时候起，他开始翻译阿赫玛托娃的诗，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对她的道歉，为自己赎罪。而事实上，“文革”也是高莽自己最难熬的年代，有一段时间甚至“想以死解脱”。

著名作家肖复兴在纪念高莽先生的文章《高高的苔草依然在吟唱》中写道：“我们中国文人，自以为是的多，文过饰非的多，明哲保身的多，闲云野鹤的多，能够长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他人道歉、为自己忏悔的，并不多见。这一点，高莽先生最让我敬重。他让我看到谦和平易性格的另外一面，即他的良知，他的自我解剖，他的赤子之心。淹留岁月之中，清扫往日与内心的尘埃，并不是每一位文人都能够做到的。‘让他们用黑暗的帷幕遮掩吧，干脆连路灯也移走\’‘让青铜塑像那僵凝的眼睑，流出眼泪，如同消融的雪水……\’重读《安魂曲》中的诗句，我有些分不清这究竟是阿赫玛托娃写的，还是高莽先生写的了。想象中，译笔流淌在纸墨之间那一刻，先生和阿赫玛托娃互为镜像，消融为一样清澈而清冽的雪水。知道先生过世消息的这两天，我总想象着他，每天用颤抖的手，持一管羊毫毛笔，焚香静写，老树犹花，病身化蝶，内心是并不平静的，也是最为幽远旷达的。”

最后的水墨画留给了济南

作为一个读书人，张期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读过高莽的书，看过他的画。2014年他的散文随笔集《做个真正的读书人》出版时，经著名日记专家自牧牵线，高莽给题写了书名。这让张期鹏十分感动，此后，进京拜访高老，请他为自己收藏的众多高莽著作版本签名，编写《高莽书影录》等等，让张期鹏经历了一段与高老的神奇缘分，并深为其人格魅力所感染。“高老的外孙说，临终前，高老还在谈着诗歌翻译，谈着阿赫玛托娃。”雕塑家商长虹先生听到张期鹏讲述的高莽故事后十分感动，用半年时间，精心雕刻了高莽头像，在高莽90岁生日前送给了他。

张期鹏深深觉得，高莽是一个在人格上不断自我完善的典范，他愿意为文化、为年轻人尽力多做事，“去年垂杨书院成立，我们想请高老给画一张鲁迅像，高老听说这是一个民间书院，欣然答应了，90高龄大热天数易其稿，鲁迅像终于画成。高老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幅水墨画了，画不动了。他把自己最后的水墨画，留给了济南。”

告别仪式上，张期鹏见到了很多自发前来送别高老的人，大屏幕上，高莽正从俄罗斯白桦林里向大家走来，笑容亲切。

告别高老，张期鹏当晚就匆匆赶回济南。坐在高铁上，望着窗外，茫茫夜色裹着宽广厚重的大地风驰电掣退入夜空，张期鹏写下一首《悼高莽先生》：“暮色苍茫细雨纷，送别高老离京门。人生百年终有尽，译文画苑留芳魂。”第二天，张期鹏和吴文峰、陈忠等济南文友，把高老的雕像放到了山东省散文学会一个巨大的书架上，陈忠也写了一首诗：“一个翻译家/没有等到寒露/就离开了这个渐冷的季节//一些在世界文学/出现过的作家/许多也都陆续死去了//只留下一些温暖的文字/像过冬的柴火/照亮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在墓碑与天堂之间/心灵的交颤/没有人知道会意味着什么//一个叫文峰的兄弟/把翻译家的雕像/从低处举到了高处//文峰跷了一下脚尖/我知道/他是想把高莽举得更高一些。”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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