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有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在每个人的成长路上,都有这样一位“引路人”,他出现在我们最懵懂之时,最痛苦之际,最无助之边缘,传道、授业、解惑,将我们引向光明。
每一位老师,都会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无论他是严厉的、温婉的,还是年轻的、年长的。这位恩师,或许是梁实秋所写的“徐老虎”;或许是汪曾祺笔下的“沈先生”;也或许是冰心纪念的“T女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鲁迅、冰心、汪曾祺等名家笔下的老师,重温那份难忘的师生情。
汪曾祺与沈从文。
鲁迅:他是最使我感激的人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结识的日本老师,他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治学严谨,对鲁迅非常关心。当时鲁迅的志向是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学习非常刻苦。他给予鲁迅的鼓励是极其珍贵的。
冰心:我永远忘不掉的老师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老师。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牢记了原理。
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
——冰心《我的老师》
学生时代的冰心数学基础差,上中学后倍感学业压力。这位数学老师T女士,在冰心学习上最无助的时候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仅是学习上的辅导,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依偎。
汪曾祺:沈先生教书不怕麻烦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1尺,长4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和沈从文这对师生彼此欣赏,早已成为文坛佳话。老师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不仅仅是写作方面,还有他之后的人生。沈从文常说的“耐烦”,对人生要永远保有热度,“千万不要冷嘲”,“在事业上有以自现,在学术上有以自立”等等,都对汪曾祺有极大的影响。师生情相通、惺惺相惜,是文脉的接续,更是人格精神的传承。
丰子恺:老师有一种严肃的感觉
距今29年前,我17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李叔同,老师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师生情犹如父子般深厚。他曾这样评价他的恩师:“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
梁实秋:他传授的,我至今受用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的启蒙对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影响深厚。徐先生教会他的写作技巧令他收益一辈子,及至梁实秋成名后仍念念不忘:“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诲。”
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在课堂上,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季羡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季羡林是从济南走出的文化大师。1929年他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时,遇到一位“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季羡林晚年饱含深情,写下《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
(文/图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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