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护车让行”如何成为集体行动

7月7日晚高峰，深圳南海大道拥堵严重，一辆东莞急救车运送病人前往深圳南山医院救治，沿途车友听到鸣笛后，纷纷主动让道，硬是在长长的拥堵车龙中挤开一条救援通道。急救车仅用时3分钟就穿过最堵的玉泉路至深南立交路段，最终顺利到达医院。（见本报今日A16版）

平时40分钟才能通过的路，3分钟就通过了，令人无比惊诧。对于抢救生命而言，3分钟是什么概念？医学界向来有“急救白金时间”的说法，一个人突发疾病，越短时间内进行救助，挽回生命的几率就越大。比如，电击伤造成的脑死亡一旦超过3分钟，基本就没有生还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急救车让行3分钟，其实就是和生命赛跑。而为救护车主动让路，在日常观感中，更倾向于划归到“美德”里去，从而深圳千余辆私家车在堵得一塌糊涂的道路中，硬生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各种点赞顿时爆棚，有的网友甚至觉得“眼角湿润了”。

舆论空间里的情绪集结，一方面是这一幕确实感人至深，这么多司机，以自发的“集体行动”展现一个城市对于“生命至上”的遵循；另一方面，也反衬出给救护车让路在国内很多地方尚未司空见惯，还没有被潜移默化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出行文化。毕竟，在以往的新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救护车被堵在路上，患者耽误抢救不幸身亡”。2014年10月20日，济南市齐鲁医院门口，载着一位德州3岁女童的救护车在“距医院最后100米”的地方被堵10分钟，最终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因此，“深圳千余辆私家车为救护车让路”被高扬“人间大美”的背后，其实也有现实反差激发出来的“愿景”期待。

为救护车让行，仅仅在“美德”上标定，让人们依靠自律执行，显然远远不够。任何道德洼地，都需要在社会管理系统中进行“技术补齐”，这种技术，可以是法律规范，也可以是驾驶行为的常识性普及。比如，我们此次只看到了深圳众多私家车的积极避让，这美好场景的背后，其实有该市法律法规的支撑。一方面，在深圳因避让救护车而产生交通违法，一般会被自动免罚，也就是当地为救护车量身定制的“无忧避让”机制，这一机制无需当事人耗费精力“自证清白”，从而鼓励市民守法。另一方面，对于有条件避让不避让、故意阻挡等行为，根据当地相关规定，不按规定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处1000元罚款，记3分。所以，你所看到的“大爱”，没准也有法律规范推动的“外力因素”使然。

当然，对于如何促成“主动避让救护车”，各地举措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比如，去年的一起隧道事故中，南京曾奖励让出生命车道的司机们价值500元油卡。但无论管理如何多样化，最终都是为了保障救护车的优先路权。这种保障亟需从人性的“主观恶意占比”或“素质不一”的褒贬中走出来，在技术上多做有益之举，这样才能为城市培育出良知和美德，并逐渐演化为一种集体行动，为救护车让行也才会成为惯常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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