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咱村买一台电影放映机, 往事如昨

申跃华

1977年深秋，“文革”噩梦渐渐远去，正常的农家劳作生活得以恢复，可人们的文化生活却依旧是枯燥乏味。放工回家，要解除一天的劳顿，唯一可期盼的就是：“大街上，还不来放映电影么？”

我们珠玑村地处烟台西郊，村子虽大，又与城市毗邻，可拥有自行车的人家却寥寥无几。那时街坊邻里要去趟市里就要拿出半天工夫步行，习惯上会说：“走哇，去‘海上\’啊。”不过我们村得到了一项特殊待遇：市电影放映公司每个月来村放两次电影。这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人口的村子来说，着实是一件美事。

放电影的日子不固定，只要一看到村中广场木杆上挂起了白幕，“今晚大街上有电影喽———”的欢叫声就会传遍千家万户。不一会儿，银幕前便陆续摆出了一行行的凳子、椅子，那是老人和孩子们为还没有放工回家的亲人抢占的座位。不用说，每场都爆满。好景不长。半年后，这放电影先是由一个月两次改为一个月来一次，后来是几个月来一次，再后来就更没谱儿了。社员只好“投奔他乡”。晚上一旦得知村周边部队放电影，就成群结队去看。社员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求那么迫切，村干部都看在眼里，怎样才能让社员看电影不再“听人摆布”呢？最好自力更生，村里自己搞一台电影机！在物资极为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大胆：要买一台电影放映机，谈何容易。正在村干部一筹莫展之时，村里的女会计想到了一个点子：在社员往来的信件中寻找门路。

那时，烟台的邮递员每隔两天来送一次信。信送到大队部，会计大多会习惯性地浏览每一封信的封面。我的姐夫李维庸在济南电影机械制造厂工作，曾经给父亲寄过几次信，会计对那封写着“济南电影机械制造厂”的信封扫过一眼，有点印象，却早就对不上号了，不知是寄给哪个社员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有这么个提议。让人沮丧的是，有“济南电影机械制造厂”字样的信好久没出现过了，女会计决定守株待兔。当时，父亲在大队水炉房烧水。每天下午两三点钟，父亲要去大队送交水牌。那天，同往常一样，父亲交上水牌，忽见桌沿处有一封信放得很是端正，上前一看，“申迎昌大人收”，是在济南电影机械制造厂工作的女婿寄来的。旁边还压着一张纸条：“申大爷，水牌放桌上后不要急着走，稍等，我找你有事说。”父亲正要拆看信件，女会计进来了，问：“申大爷，你和这寄信人是什么关系？”“是我女婿。”当得知父亲的女婿李维庸是济南电影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时，女会计忽然雀跃起来：“太好了，太好了，事情一定能成功！”随后喊来了村干部，向父亲一五一十说明了意图。父亲听明白后，答应下来：“这事儿我帮忙。我是咱村的社员，集体有困难，我又有这个条件就应该帮这忙。可信写过去，这事成不成我没把握。”

当晚，父亲就修书一封，第二天交给村里寄了出去。一个星期后，姐夫李维庸来信了，信中说：“岳父大人……本厂只生产8.75毫米的小型电影机，至于普通型号的16毫米和电影院使用的32毫米电影放映机都是南京生产的。根据有关规定，生产大队一级是不能拥有任何型号电影放映机的，而8.75毫米型号电影放映机也只限于公社级别使用……”

村干部并不气馁，请父亲给济南再写封信，说只要能批给一台8.75 型号的电影机就十分满足了。

于是父亲给姐夫二次去信，信中坦言：“……现今，村集体经济已有好转，乡亲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自然相对迫切……我想，将来事情真若办妥了，这不光是给村干部去了心病，我在村里有面子，重要的是让村干部对乡亲们有一个满意的交代”。

几天后，姐夫来信了：“得知家乡父老渴求文化生活如此如饥似渴，我也甚为焦急。今我已将大人的来信转交厂党委。我想，我是党委成员之一，党委会上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的。望岳父和乡亲们等候回应。”

这封回信让村干部大受鼓舞，决定趁热打铁，以珠玑村党支部的名义给济南厂党委去信，表达乡亲们翘首盼望电影机早日进村的心情。

十天后，济南有回音了，仍然是姐夫李维庸寄来的：“关于家乡要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之事，现已有了结果。日前，经几次讨论后上报局里，今得到破例批准：可向烟台市只楚人民公社珠玑生产大队批调8.75毫米型号电影放映机一台。批发价850元整，现即可来人提取。”

顿时，父亲和几个村干部如释重负，长嘘了一口气。

当然，去济南不能空手去，村里提前给电影厂发去了10筐苹果（当时村里有果园）以表谢意。

有了电影放映机，还得有片源才行。经办人回来说，影片拷贝可以去福山电影放映公司提领，人家济南厂方已给联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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