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祝晨:“大牛”奋耕教育田

王祝晨山东优级师范毕业证书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上世纪20年代的王祝晨■人文齐鲁璀璨山东

□本报记者卢昱

1904年8月,来自齐河的22岁小伙王祝晨到济南求学。在山东师范学堂报到之后,他竟兴奋得手舞足蹈地在宿舍里高唱起家乡的民谣,引得全宿舍同学哈哈大笑。多少年后,他如此评价人生的这次转身:“这是生命之始。”

生命之始从此算起,他用后半生走出了一条教育之路。他像一头老黄牛,在教育的园地里默默耕耘,甚至对“王大牛”的绰号都觉得过誉,“我觉得大牛不巴结上司,不为自己享受,独为农夫服务一生,死后又把皮肉毛骨供给人类。像这样伟大的大牛,我自愧弗如。”

“掉个火柴杆引发大地震”

“王大牛”之名,何时所得,已难考究。1947年,著名学者张默生为王祝晨所著《王大牛传》中如是解释:“他体型粗大肥胖,出门轻易不肯坐车,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略带喘息,显得格外吃力,可是无论多远的路程,中途总不休息,非把笨重的身体摇摆到他所要到的地方,这是被称为‘大牛\’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王祝晨办起大家以为可贵而难得的事,不顾一切地去蛮干一番,冲破层层障碍,最终夺取胜利。在时代诡谲的变化中,新与旧、东与西的碰撞,使得这头冲劲十足的“牛”招来无数怨恨,但他能忍,从曲阜“子见南子”的现代官司中可窥一斑。

1928年下半年,王祝晨从济南到曲阜,任曲阜第二师范学院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到校之后,他全面施展在济南时的“老本行”:排课程表、调查新旧生的学力；未正式开课前,每天给学生讲两小时的新文学,听课者渐多,两周后,学生主动要求学校取消读经课程,改读白话文。

在此基础上,王祝晨恢复了学校原有的“黎明书社”,购置宣传进步思想的新书报,撒下启蒙的火种。不到一年时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学校训育处主任李向城与学生筹排新剧,选定林语堂在《奔流》月刊上发表的话剧《子见南子》,特请教务主任王祝晨支持。

这出话剧的主要情节是:孔子周游到卫国时,恰遇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要创办“男女同学”的“六艺研究社”,请孔子“指教”。剧中的南子年轻美丽,潇洒大方,思想新潮,而孔子则显得呆头呆脑,古板正经,主张“男女有别”,试图“兴乐复礼”。

戏剧在结尾处达到高潮。孔子被南子感化,和学生子路一起看着南子且歌且舞,并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

林语堂在剧本中,本来并没有丑化孔子的意思,只是将孔子从一个“圣人”还原成“一个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从“幽默方面看去,才能达到对孔子性格美点的真正领略”。

“我父亲深知在孔子出生地、衍圣公府前演出有辱圣人的戏剧必会生出事端,但‘五四运动\’后,山东政治空气沉寂得掉个火柴杆都能引发大地震,这出戏就当是振奋人心之举,并告诉学生们要做好迎接风波的思想准备。”今年85岁的王祝晨四子王恒先生介绍道。

学生们大喜过望,积极组织排练。为求逼真,他们特地借用孔府戏班子的服装作道具,并送票给孔府,曲阜小城的大街小巷也都张贴着演出海报。

1929年6月8日晚,曲阜二师礼堂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子见南子》正式上演。台下观看演出的不仅有本校学生,还有不少当地乡亲父老。孔府人员身穿礼服大摇大摆进入礼堂,正襟危坐在第一排,坐定后喝茶吃水果,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

绝不向封建势力低首

大幕徐徐拉开……

孔子、众徒弟、南子纷纷出场,扮演孔子的学生一个个滑稽的举动,惹得观众哄堂大笑。戏到高潮,“孔夫子”突然改词:“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啊!看来,我讲的那套仁义道德全是狗屁啊!”

“子路”越听越难过,怒发冲冠,大喝一声“啊”后,蹲坐在地。“孔夫子”慌忙上前,向子路捶胸顿足,指天发誓。幕布徐徐落下,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台下受邀观剧的孔府族人则怒不可遏,甩脸而去。

这出戏犹如大石投小溪,掀起轩然大波。事也凑巧,演出结束10天后,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赴曲阜“朝圣”,深居孔府。孔府趁机殷勤接待,出入皆乘八抬大轿,并馈以古玩玉器等物。

犬养毅、张继知悉“子见南子”演出后,以演讲为名,带宪兵闯入曲阜二师,对师生实行镇压。张继在“演讲”中鼓吹“旧礼教不能反对”,犬养毅则叫嚷“孔子的仁是治国的根本”。

学生哪吃这一套,有人递纸条、鼓反掌,有的跺脚、吹口哨,群情激愤,秩序大乱。犬养毅、张继十分狼狈,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养毅”的口号声中,被轰了出去。

犬养毅、张继又生一计,鼓动孔氏族人顶着“六十户族人”的名义,以“侮辱宗祖孔子”“反对日宾”罪名,越级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至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教育部据此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八五五号训令”,称:“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赴曲阜查办。

7月2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特召何思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其对曲阜二师“严究”。

这一“严究”,倒把“王大牛”的牛脾气勾了上来。他第一个站出来主张不要畏缩,正好借此机会,和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斗争,革命不应该怕失败。他冷静地跟校长宋还吾分析,为了反封建,推动新文化,校长保不住又何妨?

在全体教职员会上,王祝晨将呈复教育厅的驳辩书的构思及措辞说了一遍,全场通过之后,立即照样写好发出。同时,他又让自己的学生、时任二师教师的李广田,代表学生草拟一份通电全国的宣言,坚决表示对“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并呼吁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给予声援和支持。

又是一块大石头丢到溪流中。当时中外媒体形成两派,针锋相对大肆争论此事,但大多数都拥护曲阜二师的作为。王祝晨针对有人撰文推崇孔子,用“东乙”作笔名,回敬《为〈子见南子〉答觉吾》一文,认为尊孔读经不利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不久,教育部《饬令按时尊敬孔子、并宣讲孔子教义》的训令到校。王祝晨预感校长要被撤职,事已至此,他心一横,硬干下去,连夜起草《请示尊孔拜跪穿制服不便、宣讲孔子教义君臣一伦与国体不合》论文,上呈教育部。

8月1日上午,文稿发出。下午,校长宋还吾便被免职。

“卫道使者是孔子的叛徒”

在斗争白热化时,鲁迅也曾加入论战。他将“子见南子案”的有关文字整理后,将全案过程中11篇公私文字,加上结语在《雨丝》发表。结语中,鲁迅如是点评道: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

事件接近尾声时,国民政府召开专门会议,有人提议:坚决将王祝晨驱逐出境,称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败类蟊贼。

“驱逐出境”有点难办,但想困住王祝晨确实容易,此时的他正处于孔府人员的监视中。这缘起于一桩滑稽的官司:孔府的顽固派伙同曲阜乡绅状告二师附小张贴反对孔子的传单。因王祝晨是附小主任,这样就可迫使他公开露面,以便达到泄愤目的。谁知被王祝晨一眼看破,他巧妙地让小学生上法庭,来了一场小孩对老头的舌战闹剧,使孔家大大丢脸,全社会传为笑谈。

偷鸡不成蚀把米,他们恼羞成怒扬言要加害王大牛,派人严密监视。“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我父亲的学生们趁着没人监视他,偷偷地送他和我母亲到姚村车站,亲眼看着火车开动后,才流泪回学校。我们家这才躲过一劫。”王恒介绍道。

早在到曲阜十多年前,王祝晨在泰安任教时,就曾因学校规定每逢朔望,需朝服冠带前去跪拜孔圣人,他认为此举过于封建,以辞职来对抗。在晚年,有朋友就“泰安辞职”“子见南子”之事问他:“当时你可以不去做,你为什么偏去做些自知不可而为之的事呢?”王祝晨反问一句:“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吧?”

朋友继续问:“为什么你儒家出身,反而噬孔?”他回答说:“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民族精神,但这不是要固有道德的复活,而要经过一番扬弃。民族精神并不只是孔子一个人,儒、墨、道、名等各家都为组成部分。孔子学说中适应潮流者自能与世界潮流调和而发挥作用,而抛弃孔学中不适合世界潮流渣滓的工作,理应由受儒学熏陶最深的我们来承担,这实属责无旁贷。”

“为什么现在民族精神萎靡至此,落后到现在成为列强分而食之的国家,难道真要束手待毙不成?我敢说今日的卫道使者正是孔子的叛徒、孔子的罪人,抛弃孔子学说中的渣滓,正是发扬孔子学说精华,使国家急速地适合世界潮流,这也即是恢复民族精神,为中国,亦为孔子。”王祝晨不改初衷地解释道。

山东白话文第一课

其实,为恢复民族精神,王祝晨“覆孔孟、铲伦常”的气概在“子见南子案”多年前就已显现。1920年9月,他出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附小一部主任。他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传播新文化,大胆改革,时人称其为“山东的胡适之”。

针对当时学校里清一色的男教师、清一色的男学生、清一色的古文课本的“三清”状况,他力排众议:从社会上公开招聘女教师,实行男女教师同工同酬；公开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学生同校；废除“经学”课程,大力推广白话文教学,自编白话活页教材。

这些冒天下大之不韪的举措,无疑戳中了遗老遗少的痛处。“从苏州请来两位女教员,有人对她们围观、谩骂,甚至在宿舍门上涂抹粪便,窗上挂上旧鞋。她们还是顶住了压力,在济南扎下根。”王恒介绍道。

针对男女同校的非议比女教员来得还凶猛:“男女有别,古之定制,此系对古俗之亵渎”“男女混在一起,有失道德体统”“此种败伦之人应群起而攻之,赶出我齐鲁孔孟之邦”“此蟊贼应人人得而诛之”……

驱逐王祝晨离开附小的言论甚嚣尘上,朋友为他担心。他却淡淡地说:“再慢一点我们山东就更落后了,我情愿叫现在这些人骂我,不能叫后代观看历史的人批评我们这些人,不去改革而是守旧复古,那还算是办教育吗?”

“1920年9月2日,早晨不到七点,济南南城根第一师范学校附小院里,已经陆续聚起来上课的学生和护送他们的家长。他们在期待与不安中迎来了首次山东男女同校、白话文第一课铃声的响起。”济南教育史研究者李桂华介绍道。

王祝晨向讲台下一看,男女生分坐左右两边,教室中间空着,谁都不肯坐。“这中间地带不是趵突泉边上的山水沟吧?这里没有老鼠和污水啊?”他的幽默诙谐让小学生们缓解不少紧张。

“咱们山东出英雄,我看班里就没有英雄啊,不然为什么中间的空座没人敢坐,这座上又没有老虎。”激将法果然奏效,几位男生勇敢地坐到中间。

“怎么?没有女英雄敢坐?我们刚才还在外面讲,赶来上学的女学生都是好样的,你们是咱齐鲁大地第一代男女同班的学生,个个是好样的!”一位小姑娘听后,大胆地坐到中间一位男生旁边,吓得男生往外一挪,一屁股坐在地上,引得哄堂大笑。

“我们所说的白话文不是大白话,更不是普普通通的白话,而是白话文学……现在打开教材第一页《老残游记》中游大明湖一段,看看这位学古书文言的江苏人,是如何用白话文描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明湖的……”

简简单单一堂课,却令王祝晨背上“数典忘祖”“消灭国粹”的罪名,走在街上遭人辱骂,有时家门被涂上粪便,家庭时常被不三不四的人骚扰。特别是1925年,军阀张宗昌督鲁后,以“白话就是赤化”为名,扼杀新文化运动。王祝晨也因此遭到通缉,在学生帮助下改名换姓南逃,捡了一条命。

教育是端着人民的碗

1920年,季羡林也在一师附小读书,后转学到南门外三和街新育小学。转学的原因也得拜“白话文教育”所赐:课文里的动物竟然像人一样会说话。

有一天,季羡林在家里念课文,内容是寓言《阿拉伯的骆驼》。叔父季嗣诚一听,骆驼还会说话,大呼荒唐,立即让侄儿转学。有了白话文教学,才有了外国寓言；有了外国寓言,季羡林才离开一师附小。

1922年,王祝晨受命出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继续他在附小的教育实验:选贤任能,清退滥竽充数者；进行学制改革,使师范教育步入系统化、正规化的教育体系；增设音乐专修科、体育专修科、艺术专修科,国文专修科等；贯彻他的教育“环境刺激说”,充实教学设备,请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大文豪泰戈尔、新派人物胡适等来校讲演,高薪聘请诸如梁漱溟、郭绍虞、沈尹默、陶行知、周作人等名家来做讲座,使一师蔚然成为山东学术和文化的制高点。

“王校长所创的学术气氛,对活跃全校学术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用很大。我自己是从鲁北一个极其闭塞的县立小学考入一师的,进入一师,受到学术气氛的熏陶渐染,才在思想上开了窍,开了毛塞,才得与所谓的新文化、新思潮结了缘,以至到后来逐渐变为醉心于北大的一个青年学子。”1923年考入一师的学生邓广铭曾如是回忆。

在一师4年时间,王祝晨的教育实践走上巅峰。此后的他屡遭排挤、暗杀,南逃广州,九死一生,数次执鞭,却又不得不随世事起伏。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山东学生南下。“在四川的时候,他身兼数职,每日早起晚睡,天天忙忙碌碌。衣食住都简陋得不可想象,但他从不叫苦,一有时间,便看书研究,或者找学生谈心,劝他们要时时进取。”王恒回忆道。

1946年,王祝晨在绵阳六中担任历史老师。他的学生冷非,如是回忆纪念“五四”时他的演讲:“民国的招牌挂出来30多年了,可我没看见民国是啥样子。当年所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了没有?那么再来一个‘五四运动\’还不是应该的吗?”

“那时候,我父亲反复强调,教育是端着人民的碗,吃着人民的饭。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教育家要尊重和忠实于人民,更要忠实于小主人——学生。学生一定要胜过前人,胜过老师,这样国家才有希望。他在黑板上写人民时,把‘民\’字横着写,告诉学生们,人民还未站起来。”王恒介绍道。

“我们的老‘牛\’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四五十年,这是多么崎岖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啊……我亲爱的老‘牛\’校长,我忘不了你给我的思想教育,我常常因为想到你而产生一种精神力量。”1950年,臧克家如是回忆“王大牛”校长。

当王祝晨再次呼喊“德先生”时,他已在弥留之际。1967年9月11日,他在断断续续“‘德先生\’什么时候能来啊”的追问中,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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