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泥土为人民创作

□本报记者陈巨慧

电视剧《红高粱》在山东卫视等四家卫视频道开播以来,掀起了一股“高粱热”。11月6日,出品方山东卫视在济南召开《红高粱》专家座谈会,编剧赵冬苓与专家学者及来自“东北乡”的高密老乡代表相聚一堂,就该剧的艺术创作及艺术影响力进行探讨。专家一致认为,电视剧《红高粱》突破了原著和电影的局限,叙事更加宏大,剧情更加丰富,主题的开局更加深刻,可谓是一部扎根泥土为人民创作的剧作。

继承《红高粱》精神气脉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掖平表示,60集的《红高粱》她全看了,“这部剧非常好地继承了《红高粱》的那种精神气脉和风格,比方说野性,比方说强悍的生命力,比方说我的生命我做主,就是生命要由个人做主的活得爽、活得值的正面的价值观念。”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冯炜说,“莫言是山东人,名著、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在传播学上来说促成了大家的阅读期待、审美期待,流行成功、传播成功。周迅演九儿以后,就有很多人拿周迅跟巩俐比,在开播之前不需要炒作,仅‘周迅比巩俐\’就有故事,我觉得这种成功很难复制。”

赵冬苓分析:“对我来说,无论是《红高粱》的原著小说,还是电影,都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峰。我的创作方法也与莫言先生、与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地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希望在精神气质上能够保留莫言先生原著的那种比较强悍狂野的精神,这也是我们这部剧能够得到很多青年人喜爱的一个原因。”

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化

“《红高粱》为当代电视剧创作贡献了一批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从九儿到余占鳌,还有朱豪三,甚至大奶奶淑贤、罗汉,都刻画得非常鲜明。”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说,电视剧版比原著小说和电影有非常大的突破,在人物关系的设置、形象塑造上更富有张力、更具有传奇性、更具有光彩,这也是电视剧最吸引人的地方。

赵冬苓表示,用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大时代的变化,是她创作这部戏时的要求,她要最大限度地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抗战这段时间中国的现实——那个黑暗的、混乱的、复杂人性各种成长的现实,要把当时的社会万象写出来,写出来那时候的那一代人,也就是“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是怎么生活的,包括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反抗、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妥协。

小说中“东北乡”所在地——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王汝波在座谈会上介绍,《红高粱》影视基地随着《红高粱》电视剧的热播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现在每天到影视基地参观的游客达到三五千。他还表示,外界说高密投资16.8亿开发旅游是误传,实际上资金投入只有1亿左右。“现在高密人见面的问候语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看《红高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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