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硬”的姑婆和他的儿子

点击查看原图点击查看原图■本报记者王艳茹/文/图整理

姑婆赵龙宸生于1912年，是我祖父的异母姐姐。因为那时家境尚优越，使她从小就养成了好支使人的“小姐脾气”，19岁就嫁给了一位家境殷实的教书先生何滨。据老人们讲，何家是书香门第，何滨的祖父何世玉在本地开钱庄，育有三子。长子何国华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中国留学生，曾任云南新军协统、袁世凯称帝时的赴滇宣慰使。何滨在山东省立第七中学（现济宁一中）教书，能诗文，还写得一手好字。但姑婆眼睛下方有一枚很大的黑痣，依看相的说法，面相凶，于家不利。据说刚入门时，她的婆婆一见之后，便声言不认这个媳妇，后来更少有往来了。

我向来是不信这些所谓面相之说的，然而在姑婆身上，却又有些彷徨了。

早年寡居独自过活

姑婆23岁时，丈夫因战乱亡故，又过了一年，刚满周岁的次子不幸患天花夭折，36岁时，唯一的长子去投奔亲友外出谋生，便音信杳无。时世变迁，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独居在一条弄堂小杂院的一间低矮平房里，因是南屋，见不着太阳，所以屋里始终是灰暗的。这是从政府房管所租的房子，后来在家人的努力下，又因该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姑婆的住所相继换到小杂院西侧的一套两进间平房和另一处小院较大的一间堂屋里。

我父亲是姑婆的娘家侄子，而母亲又是她婆家的外甥女，如此亲上加亲的关系，使得我有更多的机会随父母去探望她，接触她。我喜欢在她满眼旧物的房间里寻觅一些感兴趣的古旧玩意，并且也时常会有令我惊喜的发现，或是一枚铜币，或是一只锈迹斑斑的洋烟盒。姑婆通常是把香烟叫做洋烟的，而抽烟正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生活中如影随形，父亲小时候还曾到戏院里给她拣来烟蒂，再汇成纸烟抽。一直到临终前三年，因糟糕的肺部检查结果和年岁太高，才迫使她终止了这项几乎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嗜好。对姑婆而言，吸烟没有阻止她的长寿，反而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几缕慰藉。

姑婆是靠给人看小孩、卖杂货和冰棍儿过活的。她有一只漆成白色的木箱子，上面是半扇可以拆下的活动门，箱里有一席覆以塑料纸的棉套，冰棍儿就被包裹其中。箱子放在一辆小推车上，每天清晨，姑婆把车子推到冷饮批发公司，载满冰棍儿，就沿街去卖了。炎炎烈日下，裹着小脚的姑婆，往往要转一整天。她有段时间专门在街道上卖水，坐在一间小屋里，自来水管从屋里伸出去，水龙头在屋里面，来人交上几分钱，可以灌一桶水。为了区别我的另一位姑婆，我们都叫她“卖水的姑奶奶”。

在大人眼里，姑婆是个有脾气、甚至不近情理的人，而在我看来，她是我们上了岁数的姑奶奶。印象里，姑婆没有对小孩子表现过特别明显的喜欢或讨厌，但在她布满岁月雕痕的脸颊上，也不乏慈蔼的笑容。那笑从她紧缩的嘴角和松弛的眼皮后透出来，依然是那样的自然和温馨。我去她那里，她总会笑着招呼我吃点心，那些点心就被她用竹篮盛着，高高地挂在从房顶伸下的几根铁钩上，神秘而诱人。等到我就长得比姑婆还高的时候，就不需要她每次费劲地将篮子托起再拿下来，而是自己动手摘下。但我手里的篮子，却变得普通了，里面的点心，也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姑婆在渐渐衰老，几十年来，在如梭般的岁月里，她一个人生活着，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的孤寂与渴望。我想象不出，在花好月圆的中秋佳节，在灯火阑珊的除夕之夜，当探望她的我们离开之后，面对那一张摆着一副空碗筷的饭桌，一只空凳，一双崭新的圆口布鞋，她是怎样度过剩下的黑夜的。她在想什么，她的目光在注视着哪里。

母亲曾问及那副空碗筷和新鞋，姑婆喃喃地说，给你哥的。

姑婆“母子缘浅”的儿子

1980年代中期，台湾电视连续剧《星星知我心》在国内热播，当大家为其真挚感人的剧情牵挂于心的时候，谁也没有留意每集匆匆而过的演职员表中有这样五个字：编剧———何晓钟。姑婆的儿子，我表伯何祖武的乳名，就叫小钟子。

祖武表伯生于1931年，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渐颓。但受家风影响，表伯从小就明事理，爱读书。因为穷，有时吃不饱饭，可只要大人们问吃饱了没有，他总是拍拍自己的小肚子，满足地说：“吃饱了”。我的外祖母，表伯的姑妈曾说，有一次考试没有考好，表伯被姑婆狠狠揍了一顿，最后还是被我外祖母劝了下来，并且对他说：“钟儿，你父亲没了，你可要好好读书，将来为何家争气呀！”一语重千钧，或许从那时起，“为何家争气”，就深深地铭刻在了表伯的心里。

为谋生路，表伯16岁便跟随姑父去河南找身在国民党军队的二叔何清，但是不巧，何清的部队已调防华北，几经周折，叔侄终于在石家庄相逢。在其叔父的关照下，表伯就近在一所学校读书。没过一年，何清随部队转防宝鸡，他本想安顿好后再把侄子接去，孰料战事骤紧，二人断了音讯，表伯也没了接济。石家庄是待不下去了，表伯决定回家，他用肥皂刻了图章，仿制了通行证，一路乞讨回到济宁。为安全起见，他白天休息，夜里赶路，足足走了十七天。据我祖父回忆，当时表伯进家时，蓬头污面，一副叫花子样，家里人竟没人敢认他。

在家待了数月，表伯仍感生计无着，便决意去徐州投奔已在那里立足的凤宸姨一家。为了阻止他的再次出行，姑婆同他争吵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最终也没能说服他，只得含泪送这个唯一的儿子南去了。母子俩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离别之后，便开始了漫漫四十余年魂牵梦绕的思念。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开始在家中传开，表伯还活着，就在台湾。一封辗转非洲象牙海岸的台湾来信打消了家人的全部疑惑，是表伯的信，他不仅还活着，而且已经娶妻生子，一双儿女活泼可爱，并且事业有成，《星星知我心》正是他的作品。这是姑婆的至亲，她失散了四十一年的儿子，还有儿媳、孙子和孙女。

于是频繁的通信开始了，每有来信，父亲都在第一时间赶到姑婆那里念给她听。她听得很专注，很少说话，但欣喜却在眉宇间流动。表伯第一次汇钱过来，姑婆一下子买了好多糖果，分发给亲友和邻居，告诉他们自己的儿子在台湾，要来接她了。那也许是姑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以前姑婆是“五保户”，每年会从政府那里领些救济，现在她明确地提出，自己找到了儿子，救济就不再领了。

1989年春，表伯终于来了，待了十二天。这十二天，了断了近半个世纪的离别愁苦，似乎也抚平了姑婆那颗沉寂多年的心。但她依然是平静的，当已双鬓染霜的儿子伏在膝前，喊出一声“娘”时，她只不过身子一颤，母子俩竟都不见落下一滴泪来。

临行前，表伯说一到台湾就尽快想办法接姑婆回家去住。海峡那边，从此有一个姑婆真正意义上的家。

在之后表伯的来信中，知道他一直在咨询和办理接姑婆去台的事宜，但因手续繁杂和身体有恙，并不顺利。1990年以后，表伯的信却明显减少，不久竟没了。姑婆就更牵挂儿子的健康了。一次她无来由又仿佛自顾自地对母亲说，“我身子骨好，小钟子就不好。”

到了秋天，家里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表伯因患胰脏癌，已于5月病逝。

父母亲和家里人反复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姑婆。那一天，母亲事先买了供果和纸钱，父亲找了一辆面包车，约上几个家人，带着姑婆一起去了郊外何家的林地，并且还做好了如有意外紧急上医院的准备。在林地，母亲把表伯去世的事告诉了姑婆。瑟瑟秋风里，一个80岁历经人世沧桑的老母亲，真切地听到刚刚找到离散四十多年已经60岁儿子的噩耗，她本已失神的眼睛徒然黯淡了，缓缓自语道，“我心里早知道他没了”。悲痛低沉而近于哀鸣的哭声回荡在灰色天幕下空旷的林地里，哭声中有姑婆声嘶力竭的控诉：“我恨你们爷俩，你们坑了我一辈子！”

但哭过之后，姑婆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回去的路上，她竟与司机谈起了打牌，在祖父家吃过晚饭，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才回自己的住处。或许在她看来，一切又都恢复了平常，就当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好了。好一个“心硬”的姑婆。

姑婆在福利院的最后七年

姑婆的心硬，命也硬。1996年冬，天乍冷，她多年的哮喘病突发急症，母亲带着我紧急送她去了医院，看着已经85岁高龄的她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大家真的以为她可能捱不过这个冬天了，然而半个月后，姑婆便出院了。但经此一遭，她的身子明显得虚弱了。因为没有人能时刻照料左右，家里人商议送姑婆去福利院。起初她是不肯的，她已习惯了几十年来的独居生活，况且自己是有孙子的。但因健康状况不佳和起居不便，最终她同意了。在区民政局和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帮助下，1997年5月间，几经周折后姑婆住进了济宁市中区社会福利院。在这里，她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七年。

在福利院，姑婆的生活平静而有序，从最初的不习惯乃至有些不羁，渐渐融入其中了。她的孙子结婚生小孩，寄来的照片让她看了又看，每有台湾捎信捎话的人来看望她，她也总是绕有兴趣地问这问那。姑婆一直精力很好，眼不花，耳不聋，2001年我结婚时，90岁的她还来喝了喜酒。后来她日渐糊涂起来，但清醒时，依然能清楚地说事。

姑婆是上午将近九点时走的，走时安详从容。

当天下午，姑婆火化后被安葬在何家林地。从她来到这个世上到离开，九十三年里有近七十年的寡居生活，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弃她而去，但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她的生和死都是那么的普通和无声，她的人生路上又搀杂了多少赞许和非议。如今斯人已矣，她的旧衣物也化作青烟随她而去，在那边的世界，他们一家人终于又可以团聚了。我祝福他们。（本文由赵欣海口述）

这张老照片大约摄于1940年春，端坐着的两个妇女，是姑婆赵龙宸︵右一︶和赵凤宸。中间憨态可掬、身着长袍的是淑箴姑。左边笔直站立、双目炯炯的少年，就是龙宸姑婆的儿子何祖武︵晓钟︶，1948年随他的凤宸姨去了台湾。这四个人，已经先后病逝于台湾、济南和济宁，在他们不同的人生历程中，或平凡，或辉煌，或台海相隔，几十年音讯杳无。但从这张泛黄老照片曾经的瞬间凝固里，却分明能感到一种温暖，那

就是亲情，骨肉相连的︱︱︱亲情。

“老照片”故事征集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收纳了人与时代的故事

一丝久远的微笑，无疑是窥视人与岁月的日志

无论您彼时与此刻正经历着什么，得以存留下的老照片，承载的记忆已然只剩下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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