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舜井街的那个早慧儿童

□朱峰

我生在历下区护城河内中心地带，父母三代之内都是济南人，因此我接触的是最纯正的市民文化，平淡无趣，倒也怡然自得。我小时候玩过粮票和副食券，叠成飞机扔来扔去。大人们告诉我这东西已经没用了，但它们曾经有用，非常有用！我还记得家里用过的煤本和粮本，煤本黑一些，粮本白一些，扉页上印着大公章，威严肃穆。

我十岁后搬出泮宫街八号，老城回忆也以此为限。

我是高中后才知道我一直称呼为“市里医院”的其实是“市立一院”。我在那里出生，顺产。那时候不时兴留影纪念做胎毛笔按脚印，我不知道我生下来长什么样，但可以肯定比一般孩子顺溜，因为大人都那么说。我打小就很让家里人放心，比如吃奶，别的孩子都漾得稀里哗啦的，我吃得七平八稳；比如断奶，别的孩子哭得生离死别的，我家大人说了一句“以后咱不吃奶了”，我“嗯”了一声就呼呼睡了。但我体质不好，少不了去“市里医院”打针，特别是七八岁的时候，春天长水痘，夏天摔一身紫，秋天感冒咳嗽，冬天直接转移到肺炎住院病房了。那也正是我最瘦的一段时间，两个眼大得像骷髅似的。我还挑食，在家里在酒席上都是一个样，不吃茄子，不吃丝瓜，不吃海带，不吃肥肉，不吃葱。这些问题在转学后都解决了，树挪死人挪活正是这个道理。

我出生后不久就住到了舜井街。一岁多时姥爷去世了，姥姥把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刚把两颗牙拱出来就开始练习说话，再大一些就从年画上认繁体字，我先认识了壹贰叁然后认识了一二三。三岁习百家姓三字经，三岁半能读书看报，当四岁回到自己家上育红班的时候，我已经是该片区唯一的早慧儿童了。

那时候双职工家庭每家都是只有一个孩子，总觉得家长们应当对孩子关怀倍加，走站坐卧都要有个规矩。但老城那一片并不是这样，孩子们都非常脏，而且野，与农村孩子并无二致。那些孩子普遍比我大一两岁，他们能玩到一起，弹溜溜蛋儿扇洋画儿砸籽儿三个字儿，家里人不喊着吃饭不回去。我从来不跟他们一起掺和，我挺看不起他们的，我宁可看书看电视，比着画书画小人。顺便说一句，我的洋画比他们加起来都多，可我向来自己玩，我不想让自己喜欢的东西落到他们手里。其实有时候想跟他们一起玩的，可他们会合着伙欺负你，还哄你，这是我性格上最忌讳的两点。我不跟他们厮打，打我也打不过，我索性关起门来打游戏机，省得擦眼抹泪。

我玩具很多，送出去大半后还盛了两个鞋盒子。我的手工启蒙来自简易插装的塑料玩具，简称插塑，也就是简装版的“乐高”。上小学以后这玩意升级成金属的了，舜井街上好多卖的，我想要又不好意思张嘴，就天天跑过去看服务员玩儿。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小火车上坡过桥，可是我家的小火车只能走平地，顶多拐个弯，我尝试过对它们进行加工，很快轨道就断了。我的玩具中最男性化的是变形金刚、小赛车和玩具兵。因为写跟同学玩小赛车的作文我还得到过老师重重的表扬，用一节课的时间逐行逐字点评，那是我第一次在作文中进行自我揭批。我尝到了甜头，把勇于自我嘲讽直至上纲上线的习惯一直带到现在，以自以为客观稍加酸葡萄的手法写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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