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林 王文 著
一段伟人与名城的因缘际会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帝制自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
1915年12月,蔡锷将军举义云南,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和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1916年1月5日,袁世凯命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大军分三路进攻云南。
当时,护国军不足万人,袁军则有十几万,且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看来,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
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宣布广西独立。
接着,袁世凯收到了冯国璋等5将军列名的密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看过电报,有如雷殛电轰,魂飞天外。因为这5人不仅都是地方实力派,而且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军阀。
3月22日,袁世凯撤销帝制,但他仍赖在总统位置上不肯退位。如何促使袁世凯尽快退位,成为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焦点。
4月底5月初,孙中山由日本返回上海,回国领导讨袁斗争。5月9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
孙中山对当时形势作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形势依然“危急”。在致黄兴的信函中,他说“袁氏尚有负隅恋栈之志”,“冯国璋态度始终暧昧”。袁世凯一面用“缓和人心之计”,提议妥协停战;一面磨刀霍霍,“日夜谋借外债”以图镇压反袁力量。革命党人不要因帝制取消而松懈斗志,因为如今“实权仍在袁氏”。
对于南方形势和敌我实力,孙中山的分析更为详尽、更为透彻。他指出,南方独立各省的实际情况是敌我“实力相差甚远”,护国讨袁一方“不仅向北方采取攻势较为困难,即仅固守南方亦非易事”。他说云贵两省虽为此次讨袁战争揭幕之地,然而数月来讨袁军经过四川苦战,兵力损伤甚大,且历来武器弹药不足,“今已几无发展之余力。”而广西实力亦不充足。“亦不能轻易对外发展。”至于广东则更复杂,龙济光是因为“陷于困境,无计可施,遂致宣告独立”,他的独立,“全系与袁商讨后向民军使出的缓兵之计。”因此独立后,“仍对民军横加压迫,甚至残杀民党。”(见孙中山1916年5月24日《致田中义一函》)对于此类人物,孙中山在同期致戴德律的信函中说,这些“官僚”之所以宣布独立,完全是出于“自私野心”,他们懂得不宣布独立就会失败,“一旦袁世凯由于获得国外贷款而略有复苏之势,他们又会倒过身去以求保全自身之地位。”(见孙中山1916年5月24日《致田中义一函》)
基于上述分析,孙中山对南北对垒形势作了总结:南方反袁阵营“实力较弱,内部亦不巩固”,“反观袁派形势,仍较南方为强,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张勋、靳云鹏、王占元等辈,均系拥护北方之武人派势力,并多方钻营,不遗余力。”“倘若此次革命不幸而以妥协告终,则中国政治上之黑暗依然不能除去”,他呼吁有志之士“努力挽救南方独立各省之危局,以期击破袁派势力”。
怎么办?孙中山把目光投向了山东,投向了济南。
1916年3月13日,孙中山在《致直鲁晋省革命同志函》中指出:“云、贵军局限一隅,胜败之机,尚难预决。”因而,要取得反袁最后胜利“非去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而在《致田中义一函》中,孙中山说“如能有足为纯粹革新派所依恃之势力出现,则可确信南方各省之士气必将日益豪壮……故今日如欲挽救南方独立各省之危急,舍重新建立巩固之实力外别无良策”。
由此可知,孙中山的决策是,要取得反袁最后胜利必须建立一新的革命基地,这一基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袁氏根本地”;其二,有革命基础,能发展起革命实力。而山东,恰恰是当时能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极少数甚至唯一地区。孙中山说:“山东本为吾党同志长期经营之地,据最近所获情报称:我军已占领十有余县,只以缺乏军火供应而不能如意进展。依文所见,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且有铁路、海运之便,如能在山东建立二个师团以上之主力,则山西、陕西、河南各省必起而与之呼应。于是,则向北可攻取北京,向南可促进长江流域各省之豹变。”所以他“决心亲赴山东,集结同志力量,全力以赴”。(见孙中山1916年5月24日《致田中义一函》)
而在此前三天他写给尚在日本的黄兴信中说:“统观全局,独山东方面有可为之基础,且可即时布置。合觉生与吴大洲等兵力,有二千余枪,已占领潍县、周村等处……若能由此益进,则扼北方之咽喉,不难转移大局。惟靳氏(即靳云鹏)尚能支拒于济南,吾人武器不足,即须为之加增。并就此招募人士,训练成军。假有二师,可以取齐鲁而迫燕赵。”而在此后他又说:“我已决定采取达到这一目的之最佳捷径,即攻击至关紧要之北京。”(1916年5月27日致戴德律函)
黄兴自1914年和孙中山分手后赴美国,在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积极从事反袁宣传。1916年4月,孙中山电邀黄兴回国共同讨袁,黄兴于4月22日从美国启程,经日本归国,正值此时,孙中山函电交驰,托黄兴在日本借款购军械相助山东。称“此事成否,关系全局”,黄兴在东京多方奔走,频繁电商,力助其成。
尤为感人者,孙中山、黄兴一对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远隔重洋多年未得相见,如今前嫌尽释,其渴望见面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为了山东大计,他们屡屡拖后会面时间。5月21日,孙中山致电黄兴,告将赴鲁,来沪宜缓。电文中说:“来宜缓,文决赴鲁。前,文急需武器,在东时,曾与参部商及,已有眉目。青木亦赞助。但文既离东,不能向参部、外省直接达意,盼兄代述。如有障碍,请临机破除,事当有成。”(《黄兴未刊电稿》第二页)
当时的山东战局,已成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头等大事。黄兴亦于5月19日致函居正,询山东讨袁战况。函云:“兄等于群贼之中奋勇苦战,敬佩殊深。近日战况如何,尤为悬念……我兄度量恢宏,才识超越,知必有以驾驶而统一之。”其殷殷期望与款款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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