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林 王文 著
一段伟人与名城的因缘际会
随着革命军力量的不断壮大,对济南的威胁日益加深,而与此同时,人民的正常生活亦深受侵害,于是,不少在野有志者为预防地方糜烂,特选代表赴潍县革命军首领处协议。由是遂有调停和议之说。但亦有说此举为当道者所指使。称“此间当道已派代表赴潍县,冀与党人商定和解办法”。见于当时报纸、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当时社会流传“七日夜,将有党军二千包围商埠之说”,于是“军署即夜召集绅商学界要人示意调停”。(《申报》《鲁省之调停消息》)第二天,绅商学界代表齐集商会,商量办法两条,一是请某方面要人通知党军暂勿动兵。二是公推代表五人赴周村、潍县接洽讨论携手办法。正当此时,11日军署竟发表通告,称党人为“匪徒”,绅商学界代表群然哗怪,同时入军署要求刷换。靳云鹏立刻改了新稿予以更换。不久,高密、即墨、安丘、临淄相继独立,而商埠有革命党人进攻军署,靳云鹏派兵进攻长山。特别是15日夜革命党人进攻军署、辛庄,血战通宵。此次调停遂告失败。
第二次调停自16日开始,当时省城虽暂时平静,但问题并未解决。因潍县和议未决,而周村方面有联络之意。于是绅商学界又议定第二次调停。所推代表为张公制、孔则君、孙水平、马海乔、宋尧臣。所定调停办法大致为,一是消除军界与绅商学界的隔阂。二是对北京急速发电,主张袁世凯退位,军政绅全体列名。三是先电已出发之陆军第五师暂不要进攻长山,并派代表到周村,要求护国军司令吴大洲、薄子明派代表来省,与将军府代表接洽。双方在调停期内不得用兵。
调停期间,适逢冯国璋等策划的未独立17省代表南京会议召开,会议声言解决袁氏退位问题。山东绅商学各界主张袁氏退位极为坚决,自然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他们特派安鹏东为代表赴南京,并致电冯国璋十七省联合会。电文情辞恳切,立场坚决,其中说:“自帝制发起,海内云扰,滇黔兴师,桂粤响应,浙湘川陕相继动摇,大势所趋,如水就下……总之,时势至此,非总统退位无以解决大局之纷争,非政府统一无以保地方之治安。若必存拥护袁公之心,建暂缓退位之议,则山东沦陷,牵及全国。其结果所致,外人干涉国权丧失,而总统地位亦复不能保持。及今解决,国家尚可延一线之生命,总统亦可留去后之余思。利害轻重,昭然若揭。”然而,与会的各省军阀钩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五天,终无结果。
5月19日下午两点,山东护国军代表张鲁泉、张惕干、王瑞五、尤民,与将军府及绅商学界联合会代表张公制、孙毓坦、孔祥柯、宋尧臣、马登瀛等,在商埠开始谈判。马登瀛、孙毓坦说,靳云鹏将军决心与护国军携手,促使袁世凯退位,不然就以全体辞职相对待。如果袁世凯答应退位,他便会“录用民党,遣散民军”。张鲁泉针锋相对地说:山东在军事上是南北咽喉之地,此次解决山东问题,绝对不能像过去孙宝琦搞假独立或者张广建勉强宣布共和那样的卑劣手段所能奏效的。至于“录用民党”,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又怎么能寄人篱下,仰仗一位将军的势焰,去做争权夺利的丑恶事情?至于解散民军,正是袁世凯的惯用伎俩,今天已经不时兴了。这样的谈判条件徒增笑话。况且,我们的军队以舍身护国为前提,这次兴兵早有誓约:宁可作失败的壮士田横,也不作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的岳飞。请诸位务必将此意转达靳将军,并请告诉他,如果双方意见相距太远,不必再继续谈判,以免延误作战时机。张鲁泉还说:如今全国的争点,不仅只是袁氏退位问题,还有必须拥护约法,以达成名副其实的民国,方能谈到和解。
真是多亏当年的《申报》留下这样一篇《鲁省谈判与秦晋联军》的文章,使我们得以看到当年的山东护国军是何等的境界高远,大义凛然(尽管他们的军纪不是太好)。还有,他们始终听从孙中山的指挥,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特别是必须拥护约法的提出,更是他们与孙先生取同一步调的证明。而改称护国军,主要是为了大张革命之声势而已。当时,居正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身份,全权指挥山东军事,与吴大洲、薄子明部发生一些矛盾,孙中山致电居正要求他以反袁大局为重,“宜联络,重实力,不必争旗帜名称等问题”,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胸怀和高瞻远瞩。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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