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拉来三件国宝济南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背后的传奇

作者：钱欢青

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 (图片由济南市博物馆提供)□本报记者 钱欢青

作揖的作揖，打躬的打躬，鼓瑟的鼓瑟，吹笙的吹笙。筋斗连番，钟磬齐鸣，有庄有谐，有动有静。庄者，道貌岸然，谐者，滑稽多情。一个凝固的瞬间，一个欢乐的场景。一观再观，忍俊不禁……时光闪回，两千年光景，歌台舞榭之外，下里巴人，芸芸众生……

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出土后，《中国文物报》曾这样进行了描写和赞誉。现在，1969年在济南北郊无影山南坡出土的这件国宝级文物，已成为济南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济南市博物馆副馆长张雯认为，杂技陶俑以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格调，在有限的空间中展示了当时贵族宴饮娱乐的场景。即便在今天看来，这种集音乐、舞蹈、杂技各种表演于一体的演出也不失为一场丰盛、热闹的视听演出。这一两千年前的内容丰富、场面完整的乐舞杂技艺术立体形象，是迄今我国汉墓出土文物中仅有的，凝结着极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一车拉来3件国宝文物

农民用“地排车”护送到济南市博物馆

作为国宝级文物和济南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杂技俑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名气早已为人所知。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济南市博物馆给予“献宝人”的奖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

10月19日上午，记者在商埠区一幢老居民楼里，找到了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于中航。于中航是文革期间济南市博物馆仅有的6位工作人员中的一位，对于当年杂技俑的发现以及入藏济南市博物馆的过程，老先生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济南北郊的无影山周边是一片沙土地。当时生产队施工搞建筑，都从那里挖沙土，有时能挖出一些陶盆、陶罐等。那时北园公社堤口大队有一个叫崔昌礼的社员，是个有心人。1964年，崔昌礼曾把他挖沙时发现的一件汉代陶壶送到济南市博物馆，馆里给了他奖励，并对他讲了保护祖国文物的重要意义。奖励虽然不多，只够他来回的路费，但崔昌礼因此就记着这个事儿了。

1969年4月，崔昌礼在挖沙时发现了一个有底盘的陶俑，上面一些玩杂技、跳舞的小人很有意思。当时崔昌礼正忙着挖沙，腾不出时间来，于是委托前去拉沙的历下区运输公司的韩家山，请他帮忙把自己发现的杂技俑和一对载人、载鼎的陶鸟以及一套陶车马送到博物馆。韩家山拉着‘地排车\’一路小心翼翼，将它们送到了博物馆。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就留了下来。后来根据文物鉴定专家的鉴定，杂技俑和那对载人、载鼎的陶鸟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献宝人”奖品是一本《毛主席语录》

济南市博物馆多件重要藏品是从垃圾里捡的

文革期间，济南市博物馆已经从趵突泉公园搬到纬四路的一个仓库。于中航说：“杂技俑就是拉到那个地方的。那时候，人们对文物很不重视，但是对我们文物工作者而言，这毕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器物。在向上级部门请示之后，我们专门召开了一个表彰大会，对崔昌礼的行为进行了表扬，送给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奖励。”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以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对“献宝人”的奖励，这是独特的时代氛围使然。于中航说：“其实，那时候济南市博物馆收集文物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去垃圾站翻捡。如今，作为济南市博物馆重要藏品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穿孔玉斧、商代晚期的青铜犁铧，都是我从垃圾站翻捡来的。那时候济南的垃圾站负责市区及周边18个县的垃圾收购，我们跟垃圾站的人说，如果你们发现了古旧的铜器等老物件，就跟博物馆联系。等我们去了之后，如果发现的东西确有价值，就以略高于废铜烂铁的价格收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收集了不少文物。”

郭沫若指示发掘杂技俑汉墓

故宫展出陶樽被拿掉成了历史之谜

于中航告诉记者，“当时我们一看到杂技陶俑就非常惊奇，因为杂技在汉代十分盛行，文献也多有记载。但是这样成组的歌舞杂技陶俑十分罕见。于是我们给杂技俑拍了照，寄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来中科院考古所的工宣队向我们传达了郭沫若的指示，要求我们对出土杂技俑的无影山汉墓进一步发掘。遗憾的是，整个墓葬发掘完毕除了发现一些陶罐、陶壶之外，再没有更有价值的发现，也没有找到墓主人究竟是谁的证明。”

1971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22周年，故宫在全国征调重要文物进行展览。当年国庆节，来自济南的杂技俑首次在故宫展出。杂技俑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中外观众，后来又到日本、菲律宾等国展出。一直到1981年，才重新回到济南市博物馆。

于中航告诉记者，杂技俑在赴京展出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看到这件文物之后，认为右侧三个‘观众\’前面的两个用来盛酒的陶樽不应该有，就把它们拿掉了。所以在故宫展出时的杂技俑就没有那两个陶樽，后来不少杂志发表的杂技俑照片，也没有这两个陶樽。一直到回到济南，我们才把它们重新放上。究竟夏鼐先生为什么会觉得不应该有这两个陶樽，至今依然是个谜。”

全国仅此一件

乐工、表演者、观赏者栩栩如生

在济南市博物馆，张雯带着记者观看了这一稀世珍宝。这组彩绘乐舞杂技陶俑，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陶盘上有21个各具特点的陶俑，其中乐工7人、杂技表演者7人、观赏者7人，均栩栩如生，完整展现了汉代贵族观赏乐舞杂技表演的场面。

站在陶盘两侧的观者，宽衣深服，冠履整齐，可以看出地位不一般，显然属于社会上层人物。特别是右侧三人面前还放着两个陶樽，按照古代礼仪，凡是贵族宴饮必定要放置酒樽，用来贮酒，象征着宴饮。陶盘后侧一排是乐工，使我们看到了汉代乐队组合及其演奏的情景。他们使用的乐器有打击乐、弹弦乐和吹奏乐。右首树立的大鼓叫建鼓，是汉代百戏演出的主导乐器。击大鼓者左侧一人在击磬。击磬者左边有一个乐架，乐架上悬挂的乐器是钟，乐工双手各拿一捶，正准备敲打。钟架旁边一人在击小鼓。击小鼓者左侧的乐工，面前置有一瑟。弹瑟者旁边还有两个乐工，都是女子，她们身穿绕襟花衣，长跪吹笙。

生动的场景让我们仿佛能听到“鼓声雄壮，钟声洪亮，琴声悠扬”。伴随着音乐的节拍，身着花衣的两名青年女子挥动长袖，跳起轻快的长袖舞。头戴尖顶小帽的四名青年男子，着紧身短衣，腰束白带，正在做着精彩的杂技表演。其中两个人正相向倒立表演“拿大顶，还有一人腾身而起仰身后翻，另一人在做难度很大的柔术表演。在陶盘的前方有一个身穿红袍，双臂张开，身子可以自由转动，手中别无所持的陶俑，看起来他像是正在唱歌，或者正在主持节目。

张雯认为，这组陶俑集观赏、舞蹈、音乐、杂技于一体，场面完整，妙趣横生，在稚拙简朴的造型中，透露出一种豪放的格调。张雯说：“以前国内其他地方也出土过单个的杂技俑，但像这样完整反映乐舞杂技场面的杂技俑，可以说是国内仅见的一件。”

再现汉代“角抵戏”场景

古代雕塑艺术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张雯告诉记者，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明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过如同生前一样的生活，所以陶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意义。它还为我们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历代审美习尚变迁的轨迹，成为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张雯表示，“我国的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艺术历史悠久。西汉建立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内外交流频繁，乐舞杂技艺术日益丰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据说汉高祖刘邦所宠爱的戚夫人就擅长跳长袖舞。史书记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天，汉武帝在长安未央宫举行盛大的‘角抵戏\’表演，京都周围‘三百里以内的人都来观看\’。所谓‘角抵戏\’其实就是汉代音乐、舞蹈、杂技等各种表演艺术的总称，所以又被称为‘百戏\’。‘百戏\’在汉代风靡城乡，久盛不衰。汉代贵族常常在宴会上举行‘百戏\’表演，招待客人取乐。由于济南出土的杂技俑比较完整地表现了汉代‘百戏\’的完整场面，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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