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的音乐碎片

□牛国栋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广智院旧址，是间方方正正的西屋，透过青砖垒砌的花墙子朝着东方。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妈妈拉开窗帘，和煦的阳光顿时穿透花格子玻璃窗，撒在还懒洋洋躺在床上的我的脸上。我眯起眼睛，看着细微的尘埃在一束束阳光中上下左右地翻滚。也一定是好心情的妈妈这时突然唱起了“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这歌，与情，与景，都是那样的吻合，与《东方红》一道成为我最早记忆中的旋律，而那些幼儿园中学到的很多拍手歌则记不太清了。

我们院里有位李叔叔，是单位的文艺骨干，有着光亮的脑门，拉一手好二胡。下了班吃完晚饭，他总要坐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拉一阵子，都是《白毛女》、《扬鞭催马运粮忙》之类的曲目，也总能引来孩子们的围观。二胡可以说是我最早近距离接触过的乐器。

爸爸还从街上的小卖部给我买过儿童吹的小口琴。这种口琴，玩具的功能大于乐器的功能，我当然也吹不出个“四五六”来。上小学后，爸爸还给买过一架“准乐器”名叫“快乐琴”，也属儿童玩具，三根钢丝琴弦，用塑料拨片弹拨，金属琴键上带着音符标识。当我弹出《东方红》和《北风吹》的旋律时，爸妈很是高兴。

1969年，我家搬到了北郊的国棉一厂宿舍。由于爸妈那时常常参加政治学习，放学后的我就经常跟着厂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玩耍，那时的宣传队主要是文艺表演，什么样板戏、革命歌曲和舞蹈，还有天津快板、三句半等曲艺形式。那时国棉一厂为我国援助非洲圭亚那的纺织厂培养技术人员，不仅盖起供他们居住的楼房，还组建了管弦乐队，这在工厂一级的企业中并不多见。相对庞大的乐队在给样板戏伴奏时显得更加气势恢弘了，也使我们这些孩子们不仅知道唢呐和二胡的动听，还感受到小提琴、小号、圆号和竖琴更加丰富的表现力。

1970年代初，是手摇留声机与电唱机换代的时期，但不管什么型号的唱机，一般人家也很难拥有。一天，邻居一个叫胜利的大哥神秘地把我和小伙伴们叫到他家，关上门，搬出了不知从哪儿借来的老留声机，用摇把儿上紧了弦，黑胶木唱片一转，将换好唱针的唱头往上一放，便响起“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洪湖赤卫队》的优美旋律，好听极了。但大哥神秘兮兮地警告我们，出去别对外人讲，这歌曲是毒草。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的音乐课，老师用的乐器是貌似立式钢琴的台式风琴，表现力一般。文艺演出或是联欢会上，无论独唱、合唱，手风琴常常会大显身手。班主任王老师，不但普通话说得好，手风琴也拉得超棒。印象最深的是他拉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在他手里，那只手风琴活像一支大乐队，有些舞曲旋律的军旅歌曲被他演绎得波澜壮阔。

1970年代初上初中时，学校兴起了口琴热，我向家里要了钱，和同学一起跑到经二路纬四路的“一百”四楼文体用品专柜，花三块钱买了一只上海牌口琴。无师自通的我比照着口琴盒里附带的说明书，经过反复练习，吹得还不错，起码在街坊邻居面前不掉价。不只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西藏舞曲》等中国曲目，就连罗马尼亚歌曲《祖国美如花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插曲、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主题曲也都吹得非常熟练。后来又狠狠心花了九块钱买了只重音口琴，技艺也得到了相应提升。

1978年底，我参加了工作，进了济南最早的涉外宾馆济南饭店。这个院子是旧时日本驻济南总领馆，建筑西洋风格，庭院花木扶苏。趁着下班后的好心情，我常常在花园的鱼池旁坐下，用心爱的口琴演奏起来，还算悠扬的琴声和黄昏时分的黄金暖色融为一起，刻印在我的心田。后来我还收了个徒弟―――同事小赵，听到他吹得越来越好，我很有成就感。

1970年代末，全国掀起了英语热，爱凑热闹的我托人从省外文书店花了260元，买回一套带20盘英语磁带的《英语通》教材和捆绑销售的东芝牌收录机。结果是，英语学得一塌糊涂，而那台拥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比当时流行的“半头砖”好许多的收录机却被我听音乐给听烂了。

正是这一时期，我知道和迷恋上了邓丽君、刘文正，还有凤飞飞……我与隔壁宿舍的小张联手，用我俩的录音机对在一起，一个放，一个录，用被子罩着，既避免录上杂音，也不至于让别人听到。要知道，在当时，邓丽君的歌还是在大陆遭禁的“靡靡之音”。我那时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所谓的“黄色歌曲”都那么好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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