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河西地区中西商贸交流 ● 陈彦友

张骞开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也是商旅贸易的通路。汉政府自公元前121年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之后，河西四郡便成了中西陆路商贸交流的大商埠。

武威是丝绸之路的第一大站，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在诗人笔下“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这里一度出现“边城宴闭，牛马布野”的盛景。张掖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大商埠，“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这里曾是全国最大的国际交易市场。酒泉是丝绸之路上入关后的第二重要商业和国际贸易过境点。在汉、隋、唐时期经济发达，商业繁荣。黎明交易，日暮咸休。明代，酒泉为西方商贾汇聚之地。敦煌，是政治上、军事上联结中原与西域的枢纽，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在丝绸之路上，驿骑追逐，犹如闪闪的星星飘过天河。诗人们激动地歌唱：“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嘉峪关，正当丝绸之路的咽喉和要冲。嘉峪关修筑之后，西域不断前来朝贡者众多。“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使者相望于道”，就是丝绸之路中西商贸交流的形象写照。西域的使者和商人途经嘉峪关，“胡商客贩，日款于塞下”。一年之内，多者十余批，少者五六批；一批多者数百人，少者十余人。出现了“殊方异物，万里而至”的繁荣景象，古代丝绸之路上商贸兴旺，交易规模很大。新疆、青海、陕西等地发现大量波斯银币和拜占庭帝国的金币，说明古代西北的商业贸易早有高度的发展。两千年来，奢侈品经过丝绸之路向外运输。冈萨雷斯·德·克拉维约于1403至1405写道：“最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缎子、麝香、红宝石、钻石、珍珠和大黄是从中国运到撒马尔罕的。”西晋时，丝路上一次就运输4326匹丝绸。明永乐元年（1430年）一支由北京返回撒马尔罕城的商队有载货的骆驼800峰。公元1603年，由欧洲耶稣会印度分会派来寻找“契丹国”的葡萄牙人鄂本笃装扮成商人带着大量商品加入到喀什做生意的商队中，这是一支有500多人的商队。当时南疆的叶尔羌“商贾如鲫，百货交汇”。

河西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的许多物产，都与中外贸易交流有关系。多少商人、使者，把中亚、欧洲等地的名贵产品带到中国，又把中国的精美手工艺品和珍贵药材输向中亚、欧洲，当然最受欢迎的是价同黄金的中国丝绸。我们熟悉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蒜、胡葱、橄榄等都是由欧洲、中亚、西亚进口的植物品种，狮子、犀牛、孔雀等珍禽异兽和毛皮、毛织品、玻璃等也是从亚欧各国和西域输入进来的。从这里输出的产品很多，桃和梨就是从甘肃河西一带输入印度的，杏子和药材漆器，尤其是中国的先进技术，如生产丝绸的技术，冶铁和水利灌溉技术，造纸法、印刷术和火药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的。

早在汉唐时期，西域各地就通过不同的途经，向河西走廊输送了许多食物，如葡萄与葡萄酒，菠菜、胡芹、浑提葱……之类，这些食物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种类，但尚未构成中国人食物的主要成分。至明代，玉米、番薯（地瓜）、烟草、落花生、马铃薯（土豆）。纷纷从遥远的南美洲接连不断地来到中国，这是中国古代饮食历史上一桩最有意义的大事情。 后期，耐旱高产粮食作物新品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的引进传播，为增产粮食，满足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辟了新的途径。

玉米原产美洲。我国对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正德六年（1500年）所修皖步《颖州志》；明后期的农书、方志和史籍对玉米的记载逐渐增多。大约在嘉靖万历年间，玉米的种植已传播到今天的江苏、南北诸省，至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活在嘉靖万历时期的杭州人田艺衡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成书于万历初年的《本草纲目》及成书于明末的《群芳谱》《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玉米的记述。

甘薯原产美洲。16世纪末期局万历前期传入我国，一种由海路传入广东、福建，进而传入长江下游江苏、浙江；一种由陆路传入云南。甘薯具有适瘠壤、抗干旱、产量高、口味好、营养强、耐 贮存等优势，因此颇受欢迎。至万历后期，即成为福建、广东劳动民众的重要食粮。“一亩种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闽、广人将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 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万历年间，闽人何乔远著《甘薯颂》，对甘薯救灾利民的贡献加以颂扬。

曾为崇祯朝宰相的徐光启总结出甘薯“十三胜”，即十三项优点。徐光启指出，东南沿海高埠地区，既不堪种稻，用来种薯，“亦胜稻田十倍”，且能改良土壤，“是不数年间邱阜将化为批量平畴也”“此亦任土生财之一端耳”；长江以北，“土更高，地更广，即其利百倍不啻矣”，更应推广。可见，甘薯、玉米的种植，对于提高粮食亩产量、赭粮食总产量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江西省政协、江西省博物馆编印的《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展览》一书中，有一张自汉到明清的农作物及果木中外交流种类统计。其内容如下：汉代引进：石榴、葡萄、大蒜、黄瓜、苜蓿、蒺、蚕豆、胡桃、胡椒、胡葱、苡薏。外传：大米、邛竹、桃、李、杏、肉桂。南北朝引进：亚麻、甘蔗；外传：小米。隋唐引进：莴苣、菠菜、西瓜、莙莲、椰。外传：茶叶、荔枝、姜。宋元引进：占城稻、胡萝卜。外传：银杏、荔枝、茶。明清引进：红薯、玉米、菠萝、烟叶、番茄、苦瓜；外传：大豆、枇杷、银杏、茶叶、苡薏、柑桔、蚕桑。其中以汉代引进最多，以明清外传最多。汉代的引进，就和丝绸之路最为相关。其中总共引进26种，外传20种（其中重复外传5种，引进复外传1种。）印度的音乐、美术和医学，也传入中国。唐朝的雕塑壁画，都受到印度的影响。

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市场形成并具有国际金融体制的近现代东西方贸易，它是一种“朝贡”关系，这种贸易以物质交换为形式，以政治关系为实质。贸易双方，中国总以“宗主国”自居，要求各国以“附庸国”的身份“进贡”“宗主国”对“附庸国”用“回赐”的方式表达嘉勉、抚慰，赏赐资财、礼品。从经济角度看，这种“进贡”与“回赐”是非常不平等的交换，仅就所交换的财物而言，诸国进贡的主要是所谓“奇物”：珍禽、异兽、宝石等，多为供上层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实用价值不大；而“回赐”之物，一般都是丝织品、瓷器、金、银等，经济价值颇高，而且在数量上往往比“进贡”商品实际价值高出许多倍，使商人获得厚利。在“贡赐”贸易的特殊背景下，商人兼使者，使节是商人。当商队到达甘州时，中国的运输机构将 “贡品”直接运往北京。至于人数众多的“使团侍从”及其驮兽，则必须在甘州停留一年左右。这些被“供养”着当成“客人”的商人所进行的广泛贸易，倒是让明朝的门户肃州显出了一时的繁荣热闹。商人们从肃州运走的是救治人命的大黄、果品、沙糖、纸、瓷器、布帛，换回来的是金珀、宝石、镔铁刀、各色靶小刀、梧桐碱、羚羊角……据《明史》记载，在明代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中亚的撒马尔罕人、塔什干人等。至于我国西域，如哈密、吐鲁番、于阗、别什八里等地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往返于嘉峪关内外。嘉峪驿“商贾若至，就皆须报告运载何物，自何方来及人数若干”。明朝中期以后，由于西域和外国商人大量涌入中原，使明朝难以应付，因此对各地商人或使者的人数及来内地的次数，都根据不同情况作了限制，一般规定一二年或三五年来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一二十人，或小部分人入京，大部分留在肃州、甘州等地。但是，商人或使者并不理会，仍然趋之若鹜，明朝也未能严加禁止，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自古重视往来交际。“预订宾礼亲邦国”，专门设有一整套迎来送往的制度。外国使者入关后，嘉峪关驻守官员还举行隆重仪式，开展歌舞宴请活动。

岁月流逝，漫漫流沙埋没了古道上的许多城堡和绿洲，但往昔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依然留在史书中。河西地区与西域各国的商贸往来，标志着中原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相互交汇融合。在这长时间频繁、大规模的贡品和赐物交往中，各民族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嘉峪关在中原与西域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与融汇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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