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一盏敦煌灯

天街一盏敦煌灯

□许维

由于热爱敦煌文化，对段文杰先生的学术成就早已仰慕已久，可真正与之相识相知，还是缘于30年前一次意想不到的采访。

那是1984年初秋，《文汇报》约请我写一篇介绍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的专访。当时，敦煌研究院刚刚成立，在兰州的临时办公地址还借住在省煤炭设计院几间空置的房子里。那天，我按照一位工作人员的指引，轻轻推开房门，只见一个伏案写作的老人抬起头，轻声询问：“有事吗？找谁？”我说：“找段院长。”“请进，”老人放下笔，微微点头，站起来说，“我叫段文杰。”他是蜚声中外的敦煌学家，又是刚刚成立的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来访者如此客气，是我不曾料想到的。

段老是位极认真的人，在专访中一点也不敷衍。他从1944年在重庆参观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萌生到敦煌研究民族传统的意愿；1945年国立重庆艺专毕业后立即动身踏上前往敦煌的旅途；1946年9月抵达敦煌莫高窟，从事敦煌艺术考察、研究、临摹和保护工作谈起，直到敦煌研究院的成立，几十年间，特别是对“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各种迫害和磨难仍坚持研究和临摹敦煌壁画，坚持保护敦煌艺术的风雨人生，十分动情地作了详细回顾。而对他的敦煌艺术研究成果和他在敦煌学界的影响，却总是很少谈及。当我再三询问时，他仍谦虚地笑笑，说：“要说研究成果，不只我一个人。现在，全院都动起来了，成果都很惊人。这才几年时间，文研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就创刊了《敦煌研究》期刊，编辑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集》《敦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翻译出版了《丝绸之路上的魔鬼》，并与日本合作出版了五卷本《中国石窟莫高窟》，还有，《敦煌》和《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正在印刷厂赶印。”说到这里，段老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刚刚出版的《敦煌研究》创刊号，递给我说：“这是院刊，每期20万字，还有三期已经编好了，正准备发稿哩。”

接着，段老又说：“请你转告广大读者，敦煌研究院基地在敦煌，本部在兰州。这是全国唯一的一所研究敦煌学的研究院，目前正在建设中，研究力量还很不足。我们除了自己设法培养现有的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使他们尽快适应研究工作外，还招聘了一批研究人员。去年开始，我们又采取请专家做兼职人员的做法，壮大研究队伍。这些措施行之有效，今后将继续实行。欢迎更多有志于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同志到兰州、到敦煌来，与我们一起携手并进，让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回来后，我很快写成了《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在中国》和《敦煌之光》两篇访问记，分别发表在《文汇报》和《甘肃日报》上。此后，研究院一些重大活动段老都会事先告诉我去采访。我也时常去家里看他，听他讲述敦煌故事，向他请教敦煌问题，并陆续写了《莫高宝窟结同心》《京城刮起敦煌风》《敦煌学的回归》等文章，从不同侧面介绍了段老和敦煌研究院的重要成果。

段老是一位极重友情的人，尤其对热爱敦煌文化的人格外关照。他的每一本新著出版，都要亲自送我一本签名本。仅印行1000册的大开本礼品装敦煌壁画临摹作品集《心系敦煌五十年》，还特意用毛笔在盒内扉页上书写了“许维先生惠存段文杰赠”。他刚离开院长岗位那几年，在兰州住的时间多了，时常邀我去家里闲聊，并翻出其上世纪50年代的敦煌写生作品让我品读。那几年，每年春节，段氏父子——段老和甘肃画院副院长、敦煌画派旗帜性画家段兼善先生一起，邀我们几个朋友小聚小酌。有一年春节没能聚会，段老特意书写了“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和“一飞冲天”的两幅墨宝，让段兼善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家里。

最使我难忘的是，段老还给我写了一份“免费参观”的“通行证”。这大概是一切按原则办的这位老院长开的唯一一次人情“后门”了。

那是2000年9月，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采风活动在甘肃举行，我当时在专刊部工作，成了这次会议的承办人。当时车辆不足，经费捉襟见肘，莫高窟、榆林窟的参观门票更无着落，可参加会议并考察采风的又都是各省级党报专副刊或周末版的资深编辑、记者，都是一些酷爱文化的新闻同仁，都很想借机饱览我们的敦煌和嘉峪关，领略丝绸之路的绮丽风光和甘肃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段老。段老看到我的困境，欣然点头，用钢笔在一张16开的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便函：

樊院长、刘院长、李院长：

您们好！有事相托：

近日，全国党报副刊研究会的代表要到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参观。新闻媒体对宣传敦煌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希望能给与（予）免费参观的优待。

此致

敬礼！

段文杰

在敦煌，刘院长看了段老的便函，忙笑着说：“老院长说了，一定照办。”

于是，我们的会议代表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特殊“客人”，不仅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一路畅通，还破例参观了很少对外开放的莫高窟465窟和西千佛洞。与会记者深受感动，回去后都在自己的报纸上作了报道，向各自读者介绍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那次活动虽然对宣传敦煌、宣传甘肃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欠妥，还是不该为这点事去麻烦他老人家。

最后一次看望段老，是2011年1月6日。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他安静地躺在自己书房兼卧室的床上，状态很差，说话也已经很困难。段兼善先生介绍说：“许维先生看你来了。”他慈祥地笑了笑，没有能说话。段兼善先生从书橱里取出一本红封烫金题字的大书《敦煌之梦》，送给我，说：“这是我父亲的回忆录，是他老人家的最后一本书了。”我捧着书，望着已经时日不多的老院长，心中顿时一片黯然。

两周后的1月21日，《敦煌之梦》还没读完，段老就辞世了。段兼善先生遵照老人的遗愿，将骨灰送回敦煌，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沙梁上。他是莫高净土天街上的一盏最亮的明灯。他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上，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留在了敦煌，临了，仍舍不得离开敦煌，还要守望莫高宝窟，守望敦煌艺术。这种对敦煌石窟的坚守和奉献精神，是段老留给敦煌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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