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鸿诏：博览古今的学者（四）

□吴卫华

五

程鸿诏的鉴定是严谨的，而且不畏前贤。这在今天后人谈及唐代的两京时，要多提及程鸿诏的另外一篇著名论著《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全文共一万六千零一个字，光绪丁酉季夏江阴缪荃荪校正付刊，这篇文字收在《有恒心斋文集》中。

唐代的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中心，被并称为“两京”。《唐两京城坊考》详细地记载了这两个都城的街道、市场、官署、宅第、寺庙、宫殿的形状、位置，以及某些街巷居民的生活面貌，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唐两京城坊考》，著者是徐松(1781～1848)，字星伯，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嘉庆十四年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湖南学政，因事获罪戍边。归授礼部主事。此书共有五卷，收录在《莲筠簃丛书》中。这本书作于嘉庆庚午（1810年），道光戊申张穆刊。序文中说：“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兴，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处误，而东都葢阙如也，己巳岁奉。”作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

李慈铭称此书“考证精密，古色盎然”（《越缦堂读书记》），决非溢美之词。日人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一书中说它是“关于长安与洛阳的资料具有绝对权威而集大成的书籍”。

程鸿诏在自己的校补序中称：“予得而读之，爱同珠璧。庚戌自鸡泽南归，舟中有暇，有校补次而记之，以贻好古者。”（《有恒心斋文集》）

与程鸿诏同时期的张穆又有《唐两京城坊考校补》。他们的考证都为前书做了巨大的补充。今人编著的《中华风土志丛刊》（广陵书社）把程鸿诏的《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放在《唐两京城坊考》（徐松著）的后面，相得益彰。这两文对当今的学者考证城市建筑，特别是论及长安（西安）和洛阳时，是最好的例证。嘉庆、道光年间，考据学兴盛，文化典籍的评点校补给广大的学子以精神的营养，也为中华文化典籍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

程鸿诏在曾国藩的幕府时间不算短，直到曾国藩北上直隶，才辞归故里。不过，不久又被另一位当朝当权者李鸿章召入幕中，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过安庆，坚邀入幕。未几请假归。”（《有恒心斋文集》）。这段时间不长，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聘程鸿诏修《安徽通志》，充总纂。

我查阅了重修《安徽通志》的编修职名录，里面的程鸿诏是“按察使衔山东候补道”，其子程寿保是“同知衔候补知县”，当时的黟县知县是谢永泰，也就是《黟县三志》（同治）的主纂。

从这里可以看出，程鸿诏能总纂《安徽通志》，才学是第一，当然也少不了李鸿章的大力推荐。在程鸿诏的《复合肥相国书》中有记载，时李鸿章“两旬之两三次传邮宝翰，亲挥命之北上”。

因长年在外奔波，这年程鸿诏“旧疾复作……医治百二十余日，诸恙渐减，惟耳聋怔忡，下血如故”。“不得已，将经手书院事交代清楚，于七月二十一日，入局”，开始纂《安徽通志》。这封信是八月十八日，程鸿诏答复李鸿章的一封信。同治十三年，《安徽通志》即将完成，光绪元年，程鸿诏因病去世。

程鸿诏一生著有《有恒心斋文集》十一卷、《诗集》七卷、《骈文》六卷、《词》三卷、《曲》一卷、《外集》三卷、《脞录》二卷、《笔记》二卷、《先德记》三卷、《赠言录》二卷、《夏小正集说》四卷、《论语异义》四卷，合刊为《有恒心斋集》。

朱骏声之子，语言学家朱师辙在《黟三先生传·程鸿诏》中评价程鸿诏说：“为文务闳丽，虽精博不逮其师（汪文台、俞正燮），而文采过之。”这或许是程鸿诏的学识渊博，常年入幕的缘故吧。

《黟县志》（同治）留下了不少程鸿诏的文章，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人。另外，程鸿诏惠及乡里的一件大事，当推修建碧阳书院。光绪元年，奉两江总督文，筹办兴复碧阳书院。

至于程鸿诏为什么这些年来少有人提及，更无多的研究者，我大胆地作以下猜想：一则，和程鸿诏一生中的大半时间与曾国藩、李鸿章相处有关；二则，程鸿诏的朴学成就不及俞正燮、汪文台专注，涉及面太广，清代的诸多评价里面，多把程鸿诏纳入到文学家（诗人）行列；三则，程鸿诏也算是英年早逝，仅五十来岁就去世。原本在修纂《安徽通志》后，追随李鸿章从事洋务，终究未能如愿。

如今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我们有必要提出来关注程鸿诏这位历史上有着卓绝贡献的学者。之所以在历次的《黟县志》编撰中程鸿诏被称为“博览古今”的学者，绝非空口无凭，就当时而言，程鸿诏也非沽名钓誉之徒。今天的徽学研究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的经验总结，理应让历史回归原来的面貌，让文化回归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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