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后的“陶先生”

□合肥春桃

“陶先生”，其实不姓陶，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储朝晖的外号。他17岁迷上陶行知，开始研究陶行知，并决心像陶行知一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最终成为权威的陶行知研究专家和陶行知教育理念最忠实的传承人。

不过，储朝晖成为“陶先生”，却是事出偶然。他1981年考入徽州师专，学的是物理专业。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时。全国政协召开了陶行知诞辰90周年纪念会，同时举办了陶行知生平事迹巡回展览，这个展览最后还到了陶行知的家乡安徽徽州地区。那天，储朝晖约了几个同学去观看，一接触到陶行知的事迹，便有如触了电。他在学校接受的大多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不仅枯燥，而且让人感到压抑，现在突然发现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教学做合一”，非常鲜活，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1982年暑假期间，他没有回家，登上了开往歙县的汽车，在歙县古城小北街找到了陶行知当年读书的崇一学堂旧址——正在筹备中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他成了第一个自费到陶馆阅读陶行知生前文稿、专著及有关资料的年轻人。他在崇一学堂一呆便是40多天，夜里就在门厅的地板上临时搭个铺睡觉，一直住到身上只剩下够买一张回程车票的钱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也就从那时起，陶行知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和他的“教育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理念，就在储朝晖心中生根发芽。

回到学校，储朝晖做了两件事，先是办了个“教科园地”广播节目，向同学们介绍教育科学的有关知识；再就是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协会”，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他就会组织大家出去做社会调查。他自己则一连跑了十多家工厂，去了解企业对教育的需求。他发现许多职工连小学的文化程度都没有，于是，动员了五位同学，去徽州饭店、徽州染织厂，义务开办起职工文化补习班，并在备课上下了一番功夫，将枯燥的教材讲得生动有趣，讲得很接地气。很快前来学习文化的工人，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工会主席更是带头每课必到。

深入工厂只是牛刀小试。自1984年起，储朝晖就利用寒暑假组织人到本省七个县的农村开展调查，他一个人就先后跑了太平、黟县、石台三个县。当时，县城到乡镇一天只有一班车，下去后就只能靠步行了，晚上也只能睡学校的门板或是地板。

储朝晖效仿陶行知做社会调查与教育实践的故事，在安徽教育界不胫而走，等到大学毕业，省教育厅竟破例地为他下了一个文，将他直接分配到陶行知纪念馆。

这时，已经开馆一年的陶馆，收集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已经很丰富了，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他仔细阅读了6卷本湖南版的《陶行知全集》，竟发现有400多处错误，他将自己校正后的文字材料寄给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这让陶行知研究会的老前辈甚感意外。他们将这份材料寄给了陶行知之子陶晓光，陶晓光看了也是吃惊不小，《陶行知全集》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错误，于是进一步想到，除文稿上的这些差错外，这套“全集”会不会仍有珍贵的遗作没有收进来呢？1988年7月初的一天，24岁的储朝晖突然接到借调令，从黄山脚下赶往北京，他此行的任务就是到北京各大图书馆，去查找陶行知可能被遗漏的文稿。他在保留教育类书刊较完整的中央教科所图书馆里，就找出了几十篇；以后又去了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北师大图书馆。当最后确定重新编纂《陶行知全集》时，他便继续跑了上海、南京、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图书馆，就是说，可以想到的一切地方都跑到了。从1911年的报刊一直翻到1949年，凡是涉及到教育的，他都格外地留心。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报刊已发黄变软，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有的报刊杂志连油墨都没调匀。记得当时找到一篇《老百姓报》上陶行知的短文，主编是李敷仁，字迹辨认不清，他只好拿着复印件千方百计去找李敷仁的女儿李荷力，在李荷力的帮助下花了个把月才算认清全文。后来，陶行知当年的一些学生听说储朝晖在做这件事，也都主动地为他指点迷津。安徽省委原书记刘季平就曾是陶行知的学生，他甚至把储朝晖邀请到家里，给他讲了陶行知当年的许多故事。

在大家的帮助下，后来收集到的有关陶行知的各种文献资料，竟堆满了一间二十多平米的资料室。为了确保陶行知文稿的精准无误，他每篇文章、每个字，都要认真地考证、核实、校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长达1500多天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终因用眼过度，视力从1.3降到了0.7，最后导致视网膜脱落。终于，12卷800多万字的《陶行知全集》，于1991年10月18日，赶在陶行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之前面世了。

从那以后，被人们尊称为“陶先生”的储朝晖，不仅潜心于对陶行知原著的研读，更是以陶行知为榜样做人做事，积极参与地方上的教育改进实践，撰写出一系列“教育评辨”专著，并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虽然他也在教育管理、教育经济、教育政策与法律、教育心理、教育技术和教育史等领域都涉足过，但他并不局限于这些教育的分科研究，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人”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中。他给这种研究取了个“集成人学”的名称，就是将古今中外所有研究人的学科的内容与方法，集成到一起，来研究人的成长与发展。到了2014年，他对教育的调查和研究就已经进入了忘我的境界，陆续发表了360多篇重要的论文与评论，撰写了《中国教育再造》《以人为本的教育转型》《重建教育生态》《教育改革行知录》《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陶行知画传》等多达450万字的教育专著，成为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专家委员会委员，集中全部精力推动自己认准了的教育改进和第三方教育评价。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每年都会在基层做调查，搞讲座，就是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一线教育的变革，解决各种教育问题，推动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他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前景是乐观的，相信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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