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廉洁自律二三事

◆江志伟

陶行知 （1891—1946），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7年起，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毛泽东主席为他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周恩来称赞他 “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同时，他也是一个廉洁自律的楷模。谁也无权搞特殊

陶行知一手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开办时，学校聘请了一位高姓校工。陶行知很喜欢这位校工，觉得他虽不识字，却耿直率真，颇有诗人气质。当时曾有人建议解聘该校工，对这一提议，陶行知断然拒绝，并说“他也是我们当中一个，决不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当听说这位校工不听调度后，陶行知即刻写一信给他，真诚地奉劝他要尽本分、守职责。

陶行知说道：“我们主张人类平等：校长和校工一律看待，吃一样的饭，一样的要尽本分。校长不尽本分，校长的饭碗便要打破；校工不尽本分，校工的饭碗也是要打破的。 ”又说：“您倘若诚实到老，尽本分，听调度，帮人忙，和气待人，那您便是我们晓庄理想的校工，也可以说是校工中之圣人，保您有个铁饭碗，永远打不破。您要不信我的话，那便是瓷器饭碗，随时可以打破的。 ”

在主张人人平等的同时，陶行知很重视培养学生的互助品质，引导学生在说话做事中学习如何商量合作。“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 ”互助即自助，一个人如果没有互助的习惯，他在社会上也是断难生存的。陶行知曾诗意地表达了他对平等互助重要性的认识：“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

1931年，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长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及其教育的出路在于平等互助：“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是学校组织必须履行的重要使命和责任。陶行知对我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予以批判，提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我们应当知道民国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 ”学校里的一切成员，无论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都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搞特殊。绝不挪用一分钱公款

陶行知是个廉洁自律的人。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由于资金紧张，学校买不起座椅板凳，学生和老师甚至连饭也吃不上。很多人劝陶行知把学校关了。但他坚决不同意，并发动全校师生和他一起东奔西走，向社会各界募捐，以度过学校刚起步时的难关。

陶行知制定了一条纪律：募集来的善款，必须全部上缴给学校，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挪用一分钱。他更是以身作则，为了区别公私钱款，陶行知用上衣的左边口袋装自己的钱，而右边的口袋则用来桩募集来的公款。

有一次，陶行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募捐，天快黑的时候，他才在末班车到来之前赶到了车站。这时候，已经奔波了一整天的陶行知又饥又渴，于是，他就掏出自己的钱，买了一杯茶水喝。没多久，客车来了，陶行知上车后准备买票，却发现左边口袋里空空如也，竟然一分钱也没有。原来他在买茶水的时候，把自己的钱弄丢了。这时候陶行知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用募捐来的钱买票坐车回学校，第二是下车走路回学校。虽然车票只要2毛5分钱，但陶行知牢记自己制定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挪用公家一分钱！陶行知选择了下车，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坚持步行了十几千米，半夜时分才回到学校。

第二天，陶行知的脚底起了好几个水泡，疼的连床都下不了，当师生们知道他昨晚的经历后，都感到很心疼，问他为何不用募捐来的钱买车票。陶行知笑笑说：“我说过募捐来的钱必须全部上缴学校，不能私自挪用。弄丢自己的财物已经是我犯的一个错误了，怎么还能再犯下挪用公款的错误呢？那样，我又有什么资格当校长呢？ ”接待费用由我个人承担1939年7月，为了抢救战时儿童，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和北碚之间的古圣寺为难童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选择由特殊才能的儿童参加学习，实施战时教育。第一期招收难童40多人，于当年7月25日开学，陶行知任校长。学生衣食等经费全由陶行知募集得来，全校师生一天两粥。生活虽然艰苦，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中外。

其时，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周恩来对育才学校的地下支部十分重视，他明确指示：“支部在学校里要搞好团结，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

1940年9月23日夜间，为了帮助育才学校的同志认清形势，早作应变准备，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亲赴育才学校进行工作指导。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在南方局干部徐冰、张晓梅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北碚，当晚他们就下榻在陶行知的住处旧堡内，与陶行之夫妇敞开心扉，促膝谈心，纵论国事，商讨教育。

第三天，陶行知又陪同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乘坐一叶小舟，沿着嘉陵江水而上，在草街子登岸，再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步行5里路，来到育才学校所在地凤凰山古圣寺。

在育才学校访问期间，周恩来发现育才学校体育设备较差，返回重庆后，立即给陶行知汇来400元钱，特别注明捐赠给育才学校为同学们购买体育器具之用，并给学生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签名题词。数日后，陶行知从重庆写信说：“周恩来、邓颖超二先生参观育才之后，觉得小孩们健康有欠，特捐助400元，为小孩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收下，以便送去致谢”。后来，陶行知又特别提出：“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位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承担”。这一切，不仅反映了陶行知和周恩来的珍贵友谊，也足见陶行知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

周恩来夫妇参观育才学校后不久，就派副官袁超俊到学校，选派一批难童去延安学习，一是减轻陶行知肩上的压力，二是让孩子们的成长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李远芃（李鹏）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离开育才学校赴延安的。

1946年5月，陶行知为恢复山海工学团和筹备把育才学校迁往上海的事宜而再次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四川路843号设立育才学校驻沪办事处。由于劳累过度，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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