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引领 董其昌与明末清初画坛

凌利中

晚明杰出的上海籍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时弊，及时且明智地提出划分“南北宗”的画学审美观，并在实践中加以充分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董氏拈出“笔墨”论，昭示“笔性”论，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亦造就了其于画史上自出机杼、承上启下的重大历史意义。

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面临并需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四大问题：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续的局限；二为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需摆脱史无前例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四是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并寻求出超越的理论。尽管此时“吴门画派”之深厚传统，依然是一个重要渊源，但客观上，诸遗民画家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对董其昌画学思想的继承，并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涛、吴历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家，达到了又一高峰。无论是以集传统之大成、注重在笔墨中实现心境与表现的四王，还是“搜尽奇峰打草稿”、注重以天地为师的石涛、弘仁，以及金陵诸家等，大都是对“笔墨论”各取所需式的个性化演绎与创造。如龚贤发展了董氏积墨法；恽寿平疏简了董氏笔墨，笔性高洁，空灵高逸；吴历亲受王时敏指导得南宗正脉，又融以实境另辟蹊径等等。

与张宏类似的吴门画家沈颢，所作山水尤得沈周隽永笔法，自称“家石翁”，为吴门后续中坚。据其自述，万历三十七年（1609），与陈继儒拜访于董氏宝鼎斋，时受画艺教诲，晚年又专注整理画理。其题跋中透露极多，如曾聆听董其昌畅谈古代笔法，并作记录：“北苑、巨然，善用浑墨、积墨、飞墨、焦墨、破（墨）五种家法。”

对新安画派影响极大者倪瓒，以及在融合黄山实景渐成风尚过程中，往来于吴门、新安间的詹景凤，嘉定程嘉燧（1565-1643）无疑亦甚为重要。程氏原籍歙县，侨居嘉定，早年受吴门画风影响颇深，与沈周凝练磊落之笔性尤合，此后其上溯倪瓒，参融黄山实境，形成了劲健简括、气象清疏之风格，亦为受董氏影响者之一。

孟阳于倪氏画作多有收藏，且时有透露：“倪云林画似陶韦诗，所谓淡而味深，雘而实腴，今人罕知其妙。余家藏《霜林远岫》《秋溪迭嶂》，皆第一神逸名迹。”程氏少时，董其昌曾过其家“索观倪云林《霜林远岫》”，更是引以得意。程氏与黄山，可谓乡缘、画缘兼有之。据《十百斋书画录》录其《方舟话雨图》页透露：崇祯十四年（1641），程氏游黄山，自桐庐至榆村，宿新店，下富阳。倪瓒与黄山，系新安画家艺术两大源泉。程氏之画风与画学追求，于彼时彼地能得到共鸣，恐非偶然。

而一生以董其昌画学思想为艺术追求的查士标，于新安画家中颇具代表。其画尤重元人，且为阐述与发扬董氏画学的重要实践者之一。难能可贵的是，查氏不泥于古，于宋元诸家中，找到最为契合自己秉性的小米云山、倪瓒作为生发点，并参融宋元各家，形成了萧疏明洁、简淡清润的独特风格。其逝后不到三年，石涛题于郑旼《仿倪瓒狮子林图》卷曾评：“余故追思昔时师倪者，渐江名胜，人称独步。梅壑（查士标）、允凝（江注）诸辈犹效之。”可见其沉迷倪瓒，推动了清初新安画家的风气。

有关董其昌的研究课题，空间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难度与复杂性不亚于甚至超越于赵孟頫之相关研究。希冀上博举办的此次董其昌展，及相关学术研讨，能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倘有可能，甚至可能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典学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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