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中的国家、地域与乡村

2018年10月20至21日，“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此次会议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黄山市社科联共同举办，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于新安江畔，围绕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由于参会学者人数较多，除了大会发言外，共分成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每组又分为上下半场。因此报道选择此次会议颇具特色的徽州文书研究议题加以介绍，以飨读者。

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的书写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以来，傅衣凌、藤井宏等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徽州府，其中徽商与资本主义萌芽是其关注的基本问题。八十年代后，随着大批徽州民间文献的发现，以徽州文书为依托，在学界逐渐形成了“徽学”。因此，徽州文书对于徽学的形成与发展，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民间历史文献的重视发掘，国内相继发现了大批民间文书，如石仓文书、清水江文书及太行山文书等等。面对数量如此丰富的民间文献，如何利用它们来研究中国历史成为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以“自下而上”的目光重新探讨中国史，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过分依赖民间文献，虽然有益于改变过去那种宏观刻板的历史书写，却让史学研究显得有些“零碎”。经过学者们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利用徽州文书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然而，大多数的研究还是不尽如人意，出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诸多对徽学批评的声音。针对上述现象，与会学者再次强调徽州文书的重要意义并以自己的实证研究表明徽州文书与诸多重大问题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栾成显研究员认为，徽学是继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之后，因新发现而产生的一门新学问，属于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一门学问。这里的“新发现”与“新材料”，所指即是徽州文书。已故徽学专家周绍泉先生曾对徽州文书与徽学的关系进行过精辟阐释。此次会议关于徽州文书研究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引人瞩目，这无疑表明，徽州文书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徽商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所取得的成果也最多。

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本次提交的《十九世纪晚期徽商与宁州红茶的生产与销售》一文另辟蹊径，他以徽州歙县芳坑村的一批徽商家族史料尤其是其中的商编路程、日记等为核心资料，主要探讨徽商与宁州红茶的生产与销售。本文将视角置于五口通商之后，在西方对中国红茶需求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探讨西方市场如何影响徽商的经营规模和运销路线，是一次企图打通全球史与家族史的成功尝试。

晚清已降，随着大量洋元进入中国市场，流通于中国的货币种类繁多，相互之间的换算亦牵扯不清。对此，以往学界虽多有探讨，但因地区间的差异，各地的实际情形，依然众说纷纭。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龚达、袁为鹏研究员的《晚清徽州文书中的银钱比价与货币使用》一文，则以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为中心，兼及其他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契约文书，深入考察清末徽州的银钱比价变化以及货币使用结构，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对于徽州地区基层市场之银钱比价和货币使用结构的影响。借助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该文进一步比较了晚清全国不同地区的银钱比价和货币使用结构，指出清末中国的银钱市场的结构及其变化具有整体性，普遍受到国际银铜价格变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地区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国际市场的波动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传递。让我们看到在历史大事件对货币体系和流通的实际影响。

自邓小南等学者提出“活的制度史”以来，学界开始从制度规定向制度的实际运作转向，而徽州文书中大量的册藉如黄册、鱼鳞册、循环册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继栾成显先生利用徽州文书对明代黄册制度的经典研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阿风研究员通过对《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休宁县升科水利河税事抄招》的详细解读，指出大造黄册之年同时是乡村产权关系调整之年。即使到明朝末年，黄册在赋役征收、产权确认等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刷新了我们对以往学界所认为的黄册在明代中期以后即不具有实际意义的认识。暨南大学黄忠鑫副教授的《清代徽州图甲运作机制的分异与趋同——以〈祁门修改城垣簿〉为中心》一文认为，清代乾隆年间的《祁门修改城垣簿》不仅是修城的账本记录，也是全县图甲信息的汇总，具有图甲册的性质。重修城垣的捐输数额体现出一次临时性赋税摊派的实际状态，可议窥见图甲组织的运作机制。由士绅、宗族控制的图甲组织，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包揽运作机制，往往存在一定的税收欠额，子户的具体情形也呈现得颇为模糊。官府为了直接掌握赋税土地额度，尝试对图甲格局进行调整，暂时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始终无法避免中间包揽的趋势。

徽州文书与乡村社会的多重面相

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一直都是学界讨论的重点之一，三十年前傅衣凌先生即提出乡村是一种“多元的结构”。那么对于这种多元社会，诸如乡村的阶层、治理和秩序，学者们纷纷给出了答案。然而，囿于资料限制，对于活跃于乡村的一些群体则殊少讨论，如乡村买卖中的中人群体。而安徽大学郭睿君博士的《求名还是图利？——明清徽州中人报酬与作中动因》一文则专门对这一群体进行讨论。文章对中人致酬事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习俗，广泛而普遍存在。中人报酬主要有酒酬、银两、物品三种类型。明代徽州中人的中资占交易总额比值多在2％左右，大都不超过5％，中资占交易总额比值浮动较大，中资的支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清代徽州中人中资占比以5％左右居多，中资占比整体较为平稳。自明至清给付中人的报酬类型逐渐从实物、钱物混杂变为几乎全以银钱方式酬谢，中人报酬占交易总额的比例逐渐形成定值，中资平均水平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清代总体高于明代，清中后期高于清早期。获取报酬是否是中人作中的动因和目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与中人的社会身份、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乡村社会中存在着以获取中资为目的而作中之人，中人职业化是一种可能及趋势。

长久以来，民间信仰一直为中外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所关注，但是由于徽州理学盛行，文人众多，留下的文献大多为士大夫们所撰，而有关徽州民间信仰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因而，对这一问题，学界向来关注不多。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副教授则利用徽州婺源地区的道教科仪书《隍社川源祀典》，重构婺源宗教生活的原貌，揭示出地方道教如何结合王朝的正统儒家意识形态，把祀典内外的神祗都纳入婺源的宗教秩序。让我们看到，在徽州除理学之外，民间信仰在民众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徽州之外：区域的比较与档案中的国家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均有文书档案材料的发现，学者们利用徽州文书与其他地域乃至域外文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好的理解传统中国。因此，本次会议的主旨并不限于徽州一地，而是将视野扩展至全国。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教授的《为了清代地域社会比较研究的一个试论——透过诉讼相关文书所见的各个地域社会一侧面》一文，检讨了重庆府巴县、顺天府当中与基督教相关的案件，以及苏州府太湖厅、徽州府、巴县当中与继承问题相关的案件。透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人们是在什么时候、借由何种形式来行使暴力行为，而作为其背景，其中存在着哪些社会机制等问题。中山大学朱玫副教授通过分析朝鲜礼安光山金氏家收藏的分财记事例，认为朝鲜时期的女儿拥有直接的稳定的财产继承权，父母的身亡不会影响女儿在娘家的财产继承权。即使女儿身亡，只要有子孙，在娘家也同样具有财产继承权。与之相比，明清时期的财产继承方式是单系的财产继承方式，女儿没有直接的财产继承权。以徽州地区为例，正式的家产析分文书以房为单位订立，房实行男系原则，女儿的财产通常通过“批契”分得。

在文书中，官府档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它是产生于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中，透过这一文献，不仅能看到地方政府的运作过程，同时也能将地方民众与地方政府勾连起来。随着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龙泉档案的出版公布，学者们开始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近年来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和顺天府档案的解读，致力于探讨“地方社会的政治轨迹”，即以乡村中的社会组织为主要分析对象，试图透过研究这些组织是如何行使自己的职权，以及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是如何调整自身内部关系、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

国家与乡村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两端，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国家如何内化于社会，是传统中国形成“一体”特性的重要切入点，而各地域的地方文化传统则是中国传统“多元”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中国脉络在各地是如何形成的？惟有依靠各地丰富的民间文献才能书写清楚。徽州文书作为迄今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的民间文献群，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徽州文书在书写中国历史中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徽州文书中既看到中国的“多元”，同时也须看到“一体”，这不仅是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也是徽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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