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敦仁里——我和乡贤程明铭的忘年交

程明铭著作 牡丹程明铭/作□ 郑经民

我老家在歙县敦仁里，我出生屯溪，早年住栗里街。那时家中常有老家来客，他们或挑梨背橘来卖，或寻医问诊抓药，或找人办事等，大清早从敦仁里赶到县城，再搭汽车到屯溪，到我家已是中饭边。放学过马路囗快到家时，常会听见阵阵歙北乡音。小伙伴们羡慕地说，你家又来客了，又有好吃的了。其实，无非家常菜中添些豆腐角红烧肉吧。

老家来客中，有一位最特别，他乡音地道但外貌气质、言谈举止与众不同，身材中等却很壮实，面容纯朴温和，大家都叫他“有”，在332地质队工作。与“无事不登门”的老乡们不同，“有”总是无事而来。地质队当时算郊区，交通没现在方便。好在车站、邮局、图书馆、电影院、灯光球场都离我家不远。常见“有”捏着本书，或卷着叠报纸杂志。他星期天来得勤些，但从不赶在“饭点”上来。无论如何留吃饭，他总说“吃过了”。他来我家，从未提及要托办某事，倒问我们有什么要帮忙。每次他都乐呵呵打招呼进家，乐呵呵拉拉大人手，摸摸小孩肩，乐呵呵地谢坐、交谈、话别。“有”是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又助人为乐的人，令我既好奇更感敬佩。

起初，我分辨不出老家来客中谁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叫、谁是谁家的谁谁、谁是干什么的等。在那个“破四旧”年代，父母无意讲那些宗族礼仪规矩。反正我只知一点，敦仁里全村郑、程两姓，扯来扯去扯不清，都是自家人，管不了也记不了那么多，进家都是上桌吃饭。

一个上午“有”来了，又是乐呵呵叫我一声乳名”好蛮”(歙北方言“乖孩子”)。不知为何家中唯我有乳名，而且是用土话叫的，只在老家来人或回老家时才用上，往日我都听之任之。不知为啥，这天听见觉得特有磁性，特有亲和力。我鼓起勇气，用拗口的土话打招呼：哎，你来啦！这时，从里屋出来的父亲觉得不对劲，严厉地训斥道：哎什么哎？对大人要礼貌！我脱口而出：你又没讲过，我也不知怎么叫！面对僵局，幽默的力量显现了——“有”乐呵呵劝解：家里(在外老乡都称老家为”家里”)向来是这个式，排辈交叉，按我程家，他该叫我公；按你郑家，我是他侄女婿，该叫他叔爷才是，哈哈，“好蛮”还小，不懂这套，也难怪他，叫我小名“有”又不好，还是叫我“明铭”吧！他随即扳起我细弱的手指，在他手掌里划出两个字来。瞬间，一股暖流入全身，一番窃喜油然而生：终于有个能叫出名字的老乡啦！相当一段时间，我心安理得地与他以“明铭”“好蛮”互称，也不顾“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的规矩，不时好奇地问东问西。他耐心讲些敦仁里乡土趣闻，尤其是说起当年与我伶伶舅(去了台湾，曾任长荣集团万吨级海轮船长)等小伙伴一起斗鸡、捉蟋蟀、打架的调皮捣蛋的事，他眉飞色舞童趣横生。

后来，明铭退休，平时住歙县城里，常去上海女儿那儿。他还是常来我家坐坐，问及我们兄弟近况。父亲提醒我不要“无头苍蝇”瞎忙，要多与明铭联系，从他那可学到不少东西。随着年岁增长，读了些乡土风情文章。正是当年刊登在《黄山日报》署名“程明铭”的几篇思乡短文，让我系统地了解到敦仁里的风土人情。作为不熟悉老家的晚辈，我为敦仁里丰厚的山水秉赋和人文底蕴而兴奋自豪，更为自己没大没小直呼其名、慢待师长而愧疚不已。

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听罢一段歙普口音，我立即用拗口的土话连声叫道，程老师好！程老师好！电话那边的乡音依然正宗而谦和：老师不敢当，叫什么都见外，还是叫我明铭吧！我正要抒发拜读大作的感受，他话锋一转：写文章目的是吸引人关注敦仁里。接着，他谈起与一批老乡正在忙着修祠堂、续宗谱、编村志等。我对老先生们的善举表达了敬意。他哈哈一笑说：我们老了，将来还是靠你们后生家啊！这一回打你电话，两个意思，一个是把自己的文章编了本小书，放你爸那里，有空拿去看看，多多指教。再一个……他清了清喉咙，表达了对近年来村容村貌破败衰落的叹惜之情。停顿片刻，他深切地说，“好蛮”啊，你爸不管是当公私合营杭徽公司屯溪车站站长，还是后来在公路段、大修厂里工作，都经常帮家里人办事。现在你在市里工作，更应该帮衬村里上下联系联系，尽量办点实事啊！不能硬生生看着家里败下去噢……不太长的通话，让我陷入沉思，深感先生所言意味特殊、语重心长：世事的偶然往往寓意着历史的必然，长者的殷殷嘱托令后人义不容辞去践行！打那以后，我找出先生的文集《山野情怀》和《敦仁里志》以及郑、程族谱，一有时间就来翻阅、查询，一有机会就把敦仁里的情况介绍给同事、朋友，以及外来考察徽州文化的各方人士。

然而，真正与先生共谋家乡发展的，则缘于一场乡土文化活动——敦仁里开村888周年庆典。那是在2010年春的一次学习会上，得到全市将推出“百佳摄影点”的信息，心想以敦仁里的生态人文风貌，应当名列其中。于是，我立即联系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经办人，一再呼吁不能也不该漏掉敦仁里。我连夜发送了一份简短申报稿，介绍敦仁里摄影资源和人文底蕴。经办人员收到后说，要是早点收到，就拿你的当模版，也好有个统一规范。得知敦仁里首批登榜后，我立即与几位老乡商议扩大影响的事。考虑到先生腿脚不便，打算到关键阶段，再顺车接他去定主张。哪晓得，那天，我们到丰华市场附近退休老师郑衍月家刚坐下，楼道里传来了先生的爽朗笑语。他一进门还喘着气，说，“好蛮”哦，你为敦仁里做好事，是不错呃，但无论如何，也不该撇开我啊！原来，先生是衍月堂姐夫，听说此事，不顾妻儿劝阻，硬叫家人开车送来，他拄着拐棍上楼了。那次讨论确定了活动大体思路，一些关键问题都是先生的意见。比如：仅为得个点授个牌，意义太单薄了，要充分利用敦仁里的文化做足文章；要以活动来扩大影响，把村里环境搞好，人心拢起来；搞活动不能让村民掏钱，经费要另想办法；几个退休干部、老师，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到时可派上用场；活动要配在周末搞，上班的老乡可以参加等等。活动于清明前举办，效果超出预期。一大早骑摩托赶去采风的知名作家张大文，在《黄山日报》发了“888岁的敦仁里”，予以生动描述。活动当晚，不喝酒的我，醉了。路过县城，先生婉劝我去他家稍事歇息。先生娘(郑小娥，即所谓“侄女”)端了碗蜜糖水，让我喝了在沙发躺一会儿。先生随即拿出他的一本画册和两幅画(牡丹、葡萄)赠送给我。此举令我激动不已。活动之后，先生不顾腿疾体弱，还多次利用休息日，与我往来村、镇、县三地，乘势聚力，争取支持。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在县里镇里强有力的领导和努力下，村里班子建设、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村民增收都明显提升。自从成为市百佳摄影点（2010年）后，敦仁里对外影响明显扩大，陆续获得国家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居（2010年）、省级文明村（2016年)和市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市级“十有”村（2012年）、市文明生态村（2014年）等称号。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19008元，居全镇之首，高出全县、全市的36.35%、35.48%。

先生交友甚广，我只是普通受益者之一。先生在《忘年交》中曾言：“忘年交是不论年龄，不计辈份，不论地位，不分职业的一种平等社会交往，前提当然是志趣相同而结为朋友……”他的结交者既有工人、农民、商人，也有部长、省委书记。更多的是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医生、记者，著名的如红学家冯其庸、两院院士常印佛、作家鲁彦周、美学家郭因、评论家穆孝天、画家肖龙士、汪观清、歌唱家廖昌永等，本地知名文化人如洪百里、柯敦厚、叶少珊、王焘等……先生与我相差廿多岁，却能前后相交四十多年，这是一种我敬重他与他感召我的相向力驱使，也是一种基于乡愁的文化与精神的凝聚力所致。人际交往最高价值，莫过于得良师益友之惠。

与先生接触，会让人平添几分书卷气。在一次谈起《山野情怀》读后感时，我曾称他以一位文化人的敏锐眼光和历史担当，在建设着敦仁里文化系统工程！他低调地说，工程谈不上，把敦仁里文化理一理，有必要，也蛮有意思。徜徉于先生文章和家乡山水的虚实之间，我愈发感悟到敦仁里文化根植乡土的灵动生机与脉发正源的厚重底蕴。

先生气场很足，周身散发着昂扬向上的魅力。追溯他坎坷丰富的人生心路，联想之前听长辈所述先贤事迹，我愈加深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殊环境孕育了敦仁里人的精气神。敦仁里历史上交通不便，生活用品要去山外肩挑背扛。俚语“东门岭，石培岭，扁担担杵夹头颈”是敦仁里人自嘲的口头禅，也是迎难而上、勇于进取精神的广告词。先生出身贫寒，起于草根，屡遭挫折，但不屈服命运，勤勉上进，追求卓越，敦仁里不乏这样的励志故事。先生同胞两兄三姐，他最小，年幼时帮工放牛，上学时挑担卖梨攒学费，初中毕业就自找“饭碗”投入地质”苦旅”，三四十元工资，要还读书债，每月仍寄5元给父母……谈起这些经历，他语调虽有感伤，神情却无比自豪。先生在工作上的敬业执着，更让我信服，他可谓成功人士和行业拔尖人才。先生不是科班出身，当队里分配给歙砚石矿调研任务后，他全身心投入。先后调研旧砚坑24处，发现新砚坑14处，考察29处歙砚石产地，发现了歙红、歙青、卵石砚石等新品种，采集标本进行化验鉴定，撰写调查报告，相继发表、出版《安徽省歙砚石料评价技术要求及天然纹饰的研究》《中国歙砚研究》《歙砚丛谈》《歙砚与名人》等论文、论著，为中国歙砚研究填补了空白，为地质工作者和砚雕工匠们选料提供了科学依据。1983年为寻找砚矿，他跌断右脚踝骨，终身残疾，其志不移，被人戏称“石痴”。2012年，在右眼失明、高血压、癌症等疾病折磨下，还编著出版了《中国歙砚大观》。

2013年春，先生精力透支，油尽灯枯，族人合议，将他安排在祠堂隆重入殓，以表示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乡贤的盖棺至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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