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研究史上的三个人物

□ 王 平

上世纪三十年代郭沫若考证出《资本论》83注“wan-mao-in”为清咸丰朝户部侍郎王茂荫，发出研究王茂荫倡议；王璜率先响应郭先生倡议，到歙县义成王茂荫故居进行首次实地考察，确证“wan-mao-in”为清歙人王茂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陈平民先生重开王茂荫研究先河，八十年代初撰文提出“王茂荫是《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郭沫若、王璜、陈平民实为王茂荫研究史上不同时期具有开拓性的三个代表人物。

如今，知识界不知道王茂荫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但在王茂荫研究史上，是谁第一个倡议研究王茂荫？是谁积极响应研究王茂荫的倡议，第一个到王茂荫故居实地考察？又是谁在十年文革之后重开王茂荫研究先河，第一个提出“王茂荫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这三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对此，笔者依据考证，撰文如此：

一、第一个倡议研究王茂荫的是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其名如雷贯耳读者对他耳熟能详，略去不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早年留学的日本。1936年身在日本的郭先生在翻看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首卷第一篇第三章，看到标号为“83”的脚注，译者将“wan-mao-in”翻译为万卯寅，还有日本学者翻译成“王猛殷”“王孟尹”。郭先生在一篇短文里写到：“重读（《资本论》）到这儿时，偶尔把手边的《东华续录》考查了一下，不想一下便被我把他查着了。”看到《东华续录》王茂荫条下清晰地记载了户部右侍郎王茂荫：钞法未善上奏咸丰皇帝，并受“严行申饬”一事，郭先生断然想到，这王茂荫必然就是“wan-mao-in”无疑。判断日本译者河上肇博士译为“王猛殷”，高畠素之译为“王孟尹”是出于乱猜，陈启修先生的“万卯寅”却字字都对“走”了。《东华续录》中没有详载“章程四条”（《再议钞法折》），郭先生虽说已经考证出“wan-mao-in”即为王茂荫，但心中还有“悬拟（疑）的问题不能周详”，就写了篇短文《〈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在洪琛、沈起予主编上海出版的《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25日出版）发表，在该文中郭沫若先生公开发出倡议：“我希望读了我这篇短文的人，尤其北平的朋友们，请顺便去查一下……王茂荫是做到卿贰之职的显宦，他的后人一定也是还在的，关于他籍贯和生平著作等等能由他的后人从家乘中抄点出来给我们，我看也是很好的近代经济史的资料。”并申明自己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想借此以刺激一下研究近世经济史的学者们，希望他们有资料之便的，多多做点整理工作。”

二、第一个实地考察王茂荫故居的是王璜

王璜(1915-1972)，又名信发，安徽无为人，髫龄入塾师从左翼评论家堂叔王淑明。稍长，跟随同乡同学田间到上海求学，1934年11月至1936年2月经友人介绍在歙县《徽声日报》屯溪《徽州日报》任副刊编辑，后去上海等地。全国解放后，定居南京市在宁海中学任教，直至去世。

郭沫若先生的短文甫一发表，即引起时在上海的王璜注意。因为他在徽州工作过，听闻了大量王茂荫轶事。阅读郭先生《〈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后，在1937年春节过后2月中旬匆匆地离开上海，来徽州歙县义成王茂荫故居实地考察。他在实地考察后写道：“在上海看到《光明》上郭先生的文章，就想回歙县来搜集王茂荫先生的遗事。因为在歙县，提到王茂荫，是没有那（哪）个不晓得的。”

王璜先后两次到歙县雄村义成王茂荫故居实地考察，第一次是他一人冒雨转道王村在朱家村住宿一夜后，在安大第一期毕业生汪裕洋先生的陪同下一起到义成村，找到王茂荫后裔王桂鋆（采南），借到王茂荫儿子王铭诏、王铭慎作曾国藩填讳的《子怀府君行状》，王采南先生向王璜展示了手折（奏稿），要将在许承尧处的木刻本《王侍郎奏议》取回再借给王璜。第一次赴义成实地考察只借到《子怀府君行状》，没有借到《奏稿》。知道了王茂荫的家世、籍贯、生平，尽管没有借到奏折底稿，王璜的心中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没有借到《奏稿》，王璜心中不免惘然若失。几天后，又与文友王任之（英子）、会摄影的方言（士载）带着相机第二次来到义成。这次在义成没有见到王采南，只见到其弟王桂培先生，方言为王茂荫容像与王桂培先生拍摄了相片。得知王采南是回城内取存放别人处的《王侍郎奏议》，便迅速赶回城里，在巴星垣处见着王采南先生。王采南到许承尧处没有取到《王侍郎奏议》，恐王璜急着用，即将《奏稿》带在身边见着王璜便将《奏稿》借给他。回到住处，王璜在友人的帮忙下，找到《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抄录后，写了《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两篇文章在《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第十号上发表，将王茂荫名、字、号、籍贯、生平摘要公开，又将王茂荫币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奏折《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即章程四条）全文公之于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公开，解释了郭沫若先生在文中还悬疑的不能周详的问题。证实：“《资本论》中的wan-mao-in既不是万卯寅，也不是王孟尹，而是王茂荫了”。文章的发表得到郭沫若先生的赞许，郭先生又写了《再谈官票宝钞》一文发表在《光明》第三卷第一号上。短短半年时间，《光明》杂志组织6篇有关王茂荫研究文章，并将郭沫若、王璜两人4篇文章作为重点文章在封面上向读者推荐，为王茂荫研究开启良好肇端。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上海沦陷后，王璜匆匆离开上海逃难，《光明》杂志停办郭沫若先生倡议的王茂荫研究。一直到建国后才重新开始新的王茂荫研究。

王茂荫后人对王璜的实地考察予以极大关注，王茂荫五世孙王自珍在《应该根据客观史料研究历史人物》一文里提到此事时说：“1937年春节过后不久，王璜、方士载曾去我们故居走访、收集史料，并为先高祖的容像及奏折摄影，此事阖家均知。”笔者在与同是王茂荫五世孙王自力先生交流时，他对当年王璜到义成王茂荫故居实地考察给予极好的评价，他说，你父亲（指王璜）对我们家是有恩的，他到老祖宗义成故居实地考察、发表两篇文章，公开老祖宗的生平、籍贯、著述等等，是他确证郭沫若先生对王茂荫是《资本论》83号注提及的清朝财政官的考证，是他打开了研究王茂荫的大门。你父亲在《光明》半月刊杂志上刊载的两篇文章，我八十年代（上世纪）就仔仔细细地阅读过，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过。

三、第一个将王茂荫称为“《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的是陈平民

陈平民（1948—），男，笔名于是，安徽休宁县人，徽州文化研究资深学者。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学界重启王茂荫研究先行人。

陈平民先生从1978年开始，坚持研究王茂荫40年，已编撰《王茂荫研究文辑》八十万字，分上下卷内部出版，并著有《王茂荫研究集》五十万字、《皖籍思想家丛书》王茂荫卷三十余万字，待出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陈平民先生在安徽劳动大学攻读《资本论》时，就开始走近王茂荫。十年“文化大革命”王茂荫研究陷入停滞，1976年10月，陈平民大学毕业回徽州工作，便开始收集资料研究王茂荫。1981年初，陈平民先生的文章《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他的遭遇》(副标题“谈谈《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在《江淮论坛》同年第1期上公开发表，该文1985年被评为安徽省社会科学二等优秀论文奖，是改革开放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研究王茂荫较有分量的文章，当时上海和安徽的《文摘周刊》都摘编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全文复印，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这篇文章的传播，“王茂荫是《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逐渐传向全国，随之王茂荫四海闻名。

2016年7月，陈平民先生在歙县“王茂荫奏稿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暨捐赠者王芳烈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做主旨发言提到几个最早：“最早提出研究王茂荫的人是郭沫若，最早刊发王茂荫文章的刊物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洪琛、沈起予主办的《光明》半月刊，最早到王茂荫义成故居进行实地考察的人是王璜”；并称赞“王璜在王茂荫研究史上，是卓有贡献的，是早期研究王茂荫的有功之士”；“王璜是《资本论》研究和王茂荫研究史上，到《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的歙县义成故居作实地考察的媒体第一人。”

2011年4月，陈平民先生染疾脑中风，近八年来依然坚持王茂荫研究，笔耕不辍成果丰硕，治学精神非常感人。

王茂荫研究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开拓者，经过深入艰苦研究将王茂荫由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再到闻名遐迩，将王茂荫研究不断地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王茂荫思想精髓将广为传播，王茂荫研究进一步地迈向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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