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商绅方子韬

文/图鲍义来

方子韬何许人也

方子韬，1871年生，有平原居士等字号，歙县瀹潭人。

他一生先后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娶之家乡，生了三儿一女。与此同时他在经商的武汉又娶了一位妻子，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大”，也生了一儿一女。之后，第一位妻子去世，瀹潭老家需人照应，为此又娶过一任，谓之小妾，因没有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儿。

方子韬的大儿、二儿是在家乡读的学校。父亲因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曾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外地教师在老家开了塾馆，大儿、二儿因受了较好的早期教育，都考进了上海南洋大学即以后的交通大学。大儿大学毕业，正逢北伐时期，随同学到了广西谋职，然而因胃病死于异乡。二儿毕业后随同学到了印尼，因为爱好体育，后来成了华侨体育首领。三儿、四儿因为没有两位兄长的学识，故从事了一般的职业，抗战期间曾服务过后方的军政界。

新中国成立，作为商绅、地主的方子韬本应在劫难逃，然而却出现了奇迹，他不仅平安无事，相反还成了时代的红人。当地村民传说得力于某位首长，说方子韬在安源煤矿或是后来汉阳兵工厂的时候曾救过他，首长曾有信寄给他，村人有的还看到过中央和首长寄来的大信封。但在我所见到的方子韬旧书信里，却是没有见到这一情况的蛛丝马迹，然而我没有见到也不等于村人说的不是事实。

我依据现有的信件推测，方子韬解放后处境的改变，可能得力于二儿方定埙。他于大学毕业后到达南洋，一直是一位进步青年。日军侵略南洋一带，他与妻子曾遭到了关押。新中国成立，我国举行的全国体育运动会，他曾是印尼华侨代表队的负责人，与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等有着友好关系。方定埙曾受贺龙委托为中国队培养和输送了一些优秀的羽毛球队员。那么方子韬处境的改变并还被选为县、省政协委员，每月收到省政协发给的50多元生活补助，可能与此有关。

据当地老人说，方子韬去世于大跃进时期，当时在家人员，只有武汉的那一位妻子和小女儿。四个儿子中除了大儿死于1934年，二儿方定埙去了印尼，三儿以后回到上海工厂，四儿在江西，但在那样的年代，他们的儿子很少回家。故在方子韬去世后，尤其是他的遗孀也过世后，家中住的即是前面提到方子韬那位小妾的女儿，尽管村人也都看到过三媳妇从上海、四媳妇从江西来过，但逗留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旧信中牵扯出的旧事

我手头寻访到方子韬的若干封家信，主要是父亲写给四个儿子及女儿的，也有子女写给父亲的，还有兄弟姊妹之间的通信以及方子韬与外面的通信，由此记录了一个家族近百年的奋斗史、血泪史，也记下了这一家族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方家的这些旧纸是因为方子韬的收藏才得以保留。按理，他作为父亲写给子女的信件应不在他的手上，但因为他写信多留底稿，所以留下了他所写出信件的一部分内容；其次，现存他与第四子的这部分通信，是因为日军侵占武汉前，在武汉谋职的第四子逃回家时将父亲写给他的信件也都带了回来；还有，作为收信者的父亲保存了四个儿子给他的信。再有，他经商回来后作为乡绅负责着村里的建祠、修谱、移庙、办学，与社会上有着广泛的联系，也都留下了大量信件和文书；还有大、二、三媳妇给他的信，尤其是三媳妇具有相当的文化，通信尤多，其书法也娟娟清秀。

在方家的这批书信档案中，最迟时间是方子韬1957年参加省政协会议有关内容，之后不再见到有更迟的文字资料了，因此推测方子韬去世于1957年后不远的时间，以1957年算，他已是87岁的老人了。

方子韬家的老宅，可谓价值千金，这可从他的通信中知道，早在20多岁还在萍乡煤矿担任着张之洞的贴心财务时，祖父让他寄钱回来建房子，一直到他告老还乡后的再次扩充完善，前后几十年，耗钱无数。文革后方子韬小女一人独守这一大房子，后来将主要建筑卖给了歙县某公司，五六年前又被外地老板整幢拆了运走，至于运到何地、现在何种结局就不得而知了，而原址一片废墟，野草丛生，令人慨叹。

由商人而士绅

方子韬的一生，除了十二三岁前在家中读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在他还有的60多年生涯中，一半是商人，一半是士绅。这样的两个角色，他都很尽力，然而时处封建末世和战祸连连的民国，他可谓费尽心血，饱经沧桑。

十二三岁的方子韬，先到了新安江中游的兰溪学做生意；几年后到了我国洋务派张之洞、盛宣怀致力发展的近代大型企业江西萍乡煤矿，任财务；之后又到汉阳铁矿厂，出任财务高管；再后还出任了湖北债券代理。如要总结他由传统商业向现代企业的成功转型，他所具有徽商的一些优秀品德，诸如诚信、吃苦、能写、会算，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1930年武汉的一场大水，彻底摧毁了他的发展可能，何况武汉米珠薪桂，他只得携妻小打道回府。

回到家乡，方子韬再作冯妇，在深渡合股开了一家盐栈，抗战中，新安江不时运送伤兵，其盐栈成了兵栈，成了伤员的安置所。

然而方子韬还是以他的不屈精神和高贵操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很快完成了由徽商到绅士的身份转换，回乡当年，在村人的要求下，就负责起了村里的修祠。

瀹潭的方氏宗祠建于康熙年间，近几十年里已是严重破损，并不是村人集不起款，主要还是缺一个有威信的领头，而方子韬正是这样的合适人物。在这批信件中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倾情于这件祖宗大事，不遗余力，热情可嘉。信中有提到，他带领村人在很远的山里砍伐木料开采石条，祠堂正中一对石柱上还镌刻有方子韬所撰写的一副对联，表达了他对桑梓的一片深情。

他还负责了修谱，不仅帮助完成了1934年全县方氏统宗谱的修订，还重修了本族族谱。其间还与徽师联系，想将该校的乡村附小争取到瀹潭，虽然最后没有办成，然其情可感。

作为一村绅士的他，特别不忍心看到抓壮丁，他富有同情心，曾利用各种关系救赎了不少村中男丁，所以他力辞村人乃至上级要他出任保长，可能就是不愿参与捉拿壮丁和收取苛捐杂税。

可惜，这样一位在地方上有着一定影响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新编县志，皆不见记载；搜索“百度”，也不见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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