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布泊核基地走到钱学森身边（上）

□吴中秋

在我们战友的微信群上，不少人要我讲讲我在大科学家钱学森身边的故事。思虑再三，某些情况不好写，就谈谈从上海、从徽州到核试验基地，再走到北京的过程吧。

我出生于徽州歙县农村，幼年时曾跟随父母到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父母，我叔叔，我舅舅，全都在上海讨生活。生活很苦，我们住在提篮桥的一个小弄堂里。

秋雨绵绵，小弄堂里的卵石路面，湿漉漉的。一个五岁的小孩，穿着非常单薄的单衣，爬上了一辆慢腾腾的小四轮货车，消失在弄堂的远方。一家人为此焦急万分，而他在夜黑的时候悄悄地回到了家。

又一年的端午节，这小孩又独自外出了。中午，家人吃完了粽子，也习惯了这个野孩子的调皮，就把粽子放在桌子上。傍晚，他回来了，抓起桌子上的冷粽子，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吃了四五个。后果是可以想象到的，冰冷的粽子搅翻了他的胃，晚上就发高烧，上吐下泻，后悔是来不及的。

直至到了罗布泊，之前的廿多年里，这个家伙，因小时候吃坏了肚皮，就从不碰江米做的粽子，也从不吃江米做的糕点。

——对了，这个家伙，就是曾经被钱学森戏称为“秘书大人”的我！

时过境迁！

1961年，我在安徽老家的屯溪一中读高中。毕业前夕，正赶上空军长春第一航空学校招收飞行员，经过五次体检，我合格了。学校领导口头通知了我，但又征求我的意见说，空军航校只是中专学历，你在学校成绩很优异，希望你主动提出来，报考全国重点大学。

我很犹豫，因为家里穷，我不可能掏那么多学费上大学。此时，恰逢西军电在学校招生体检，于是我又报考了它，后来如愿地免费地上了这所大学，参了军，并且被分配在人称“秀才系”的无线电物理系激光专业学习。

1966年3月，临近毕业，我作为毕业设计的队长，带领12个同学到北京大华无线电厂进行毕业设计。

本该八月份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但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浪潮——“文革。”

经历了一年“文革”的煎熬，终于把派遣通知书拿到了手，因为我的出身属于贫农这个等级，就被分配到廿一基地。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一纸通知书，会给一个人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荣耀，多么大的责任，和多么大的人生价值！

我拿着通知书，带着军人的荣光，回徽州老家向亲人告别。我母亲问我，新疆很苦，听说是遣送劳改犯的地方，你犯事儿了吗？我不能细说，只是连声道，你相信你的儿子！

我打理好简单的行装，一个书箱，一个军用背包，一床军被，于1967年12月27日，在鹅毛大雪的飘飞中，登上了去吐鲁番的快车！说快，也得经过两天两夜。狂热的“文革”和窗外的冰雪静寂，形成了天壤之别！我庆幸人民军队又接纳了我，在混沌中把我引向了奉献的坦途。

我只穿了双布军棉鞋，一身温区的棉军装，一顶65式棉军帽，背上背包，手搬书箱，下了车。找到了兵站，这才知道，离部队还有三百多公里！

没有人接待，也没有公交，有的只是沙漠和冰雪，还有飞驰的军用卡车。我搭了一辆低帮卡车，——人家自称是8023部队汽车36团的，就蜷缩在车后面，随着寒风飞驰！到了马兰，我简直被冻僵了，司机帮我摇啊，扶啊，总算下了车。司机知道我是来报到的大学生，还说，你这老九还真抗冻！三部那些老九老想坐驾驶室！

天哪！那个年代，坐个副驾座位也算奢侈。今天的人们，可以想象到吗？

成为核验基地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工作多么繁忙和艰难，我都下定决心，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奉献终生！

在核试验研究所报了到，我下连队锻炼，和战士们一起脱土坯，指标是一天300个，我是全连队的第一名，一天脱700个土坯。因为我进高中时的暑假里，曾在家乡脱过土坯、烧过窑，这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后来连队领导，看我戴眼镜，又是大学生，野外工程太累，就安排我打铁烧锅炉。我烧锅炉时，也琢磨着，采用了一套新方法，那锅炉被我烧得嗡嗡作响，好似一曲雄壮的烧锅炉号子！

后来，打铁我抡大锤，掌握了技巧以后，那个掌小锤的甘肃战士，硬要打一把新疆弯刀送给我。

临近下放锻炼时，因为一些官兵会民族乐器和歌唱技巧，就组成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我也参加了，记得还有后来的基地干部处长王国民。大家演《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以及其他各种小节目，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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