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最后一个月

□李平易

4月2日，我拖着数日未进食也未真正入睡的身体，刚到合肥，才喝了一口茶，就接到了兄妹从歙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突然就不行了，饭后扶着她去阳台上晒太阳，看马路上的过往车辆，但整个人突然之间就要倾倒下来。兄长忙将她抱往她的床上，发现她右手臂和右腿均丧失功能，已无知觉，嘴里吐出的声音也已无法辨别。这当然就是中风了，脑梗塞或者溢血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电话里细问了情况后，我没有立即往回赶，心里清楚母亲极度衰朽的身体，不会很快离开亲人的。我要做好最后陪护的准备。睡了一晚，去合肥一家医院开了三种有助于睡眠的精神类药品。4月4日五点半我到了母亲病榻前，老人家处于昏睡中，家里人围着观察着，约七点时，在大声叫唤下，母亲醒了过来。告诉她，“平易来了。”母亲看着我说着：“平易，这回熬不过去了。也好，要脱离苦海了……”吐字清晰，同先前并无不同，当然说得极吃力。说完，继续昏睡过去。自2日倒下后，还没有说过如此清晰连贯的话——后来也没有再说出过。

这晚开始，我在母亲病榻边上支上钢丝床，陪她过夜。兄妹也在客厅陪着，过一会儿进来看一下。我们都知道母亲已经处于人生弥留阶段了，任何瞬间都可能出现险情。第三、四代的孩子们则不间断地来探视。正好之前我看到一篇《“临终”原来是这样子的》的科普文章，细述了一个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弥留阶段的种种表现，对照母亲状况，我心里是平静的。

睡在钢丝床上稍安静时，我脑子里翻涌的都是母亲的一生，就像平时脑子里经常会翻涌一样，于我，其实只是一种反刍。三四年前我曾想写一部以母亲为线索的长篇散文，在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也发表过十来篇同母亲家族有关的小说或散文（《新安晚报》马丽春就先后用两个整版发过母亲家族和她自己的故事）。我在网上寻找她杭州娘家那个破落的大家族的历史资料，同时去合肥拜访她已失明的堂妹，去余杭看望比她小约二十岁的堂弟，还去南京找到她一辈子的好友王崇辉，听他们说过去的故事。去台湾到书店搜寻她那曾为极高官的不远不近的亲戚的回忆录，去年到岱山岛采风，还在一本书里找到了她唯一的舅舅在那里行商的踪迹。母亲的娘家晚辈也希望我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并且寄给我相关的资料。同上海四姨通电话时也都要扯到她们姐妹俩和她们的大家族。当然资料最多的还是母亲的日记，不过除了她自己年轻时最珍贵的一本侥幸保存了下来外，多的还是她55岁退休后写的回忆。

可是临到要动笔，我又犹豫了，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忌讳，老人家在世，还是不要写吧。这我有自己的感受，1990年4月，我以父亲1983年急性肾衰竭住院为素材写的小说《留梦的银尘》在《上海文学》发表，收到杂志时，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没两天，家里就打来电报要我速回，父亲中风病倒了。这是我自己的迷信，当然更可能是我为自己的懒惰寻找的借口。

睡在钢丝床上，或起身照拂老人，脑子里晃动的都是母亲再也看不到我可能会写出来的书了。

《留梦的银尘》其实是借父母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父母亲毕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若干年以后重看，才知道自己对母亲的理解是多么肤浅。母亲爱她的三个孩子，但因为她自己年幼失慈，感受到母爱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也就缺失了通过言传身教完整地展现母爱的具体表现，而一家五口半人生活重担压在一个异乡人的身上，调东调西，同家人共处的时间也很少。即使过年了，全家难得地团圆了，在那么漫长的阴郁的岁月里，也难有寻常人家其乐融融的气氛。家庭气氛的“冷”并非母亲及父亲的个性使然，而在于时代对“阶级敌人”及其家属的严酷。父亲有一颗早熟的智慧的脑袋，但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既不谙俗务也不会干实事，在他被平反前的二十二年里，真是一点忙都没能帮上母亲，是母亲独自把一个几近破碎的家庭支撑了下来。

母亲是极端惜物的人，她把杭州当姑娘时买的书能带的都带到徽州来了，这些当时统统都算是毒草的书，只要有机会，背着人，我是逮着一本就翻开来看。父亲呆在乡村果园的十年，枕边有一套线装的《聊斋志异》，我去那儿，自然瞅着机会就会翻阅它们，那是个表面上连“面容姝丽”“形态端好”都感觉得回避的禁欲时代，对聊斋当然总是看不够。虽然未见得全都懂了。这书上有圈圈点点，我一直以为那是父亲的书，父亲所划，很久以后我才知这也是母亲从杭州带回来的，圈圈点点是我们的外祖父所为。

当然，对我后来写小说起到直接启发的还是母亲带来的几十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外现代文学著作。特别是一本极厚的赵家壁先生主编的1936年的《二十人所选佳作集》，里面所选的每一个作家，每篇作品都有进入文学史的高度。我的第一个正式发表的短篇《二炳奶奶的手》就是受到集子中萧红的《手》的启示。倘若没有她所带来的和后来购买的不多的文学著作，一个连当时的中小学基础教育都接受得残缺不全的乡下孩子是不可能成为从开始就显得另类的“徽州作家”的。感谢母亲，你在不经意间，养育了一个可被称为作家的儿子。

我在陪护中脑子里总是盘旋着这些念头.兄妹当然和我一样，陪着，喂食，喂药，这么多年，照顾母亲最多是一直同她生活在一块的妹妹，其次是兄长，他们人累、心累自然超过我许多。孙女婿几乎每天来观察病情。母亲话是说不清楚了，但在谵妄和昏睡的间隙，意识还是清楚的，一有机会，她就移动自己的左手去牵没有知觉的右手，因为她每天都要用右手写很多字，不能写字是她的大痛。

平时对三个子女，母亲自然都有话。于我，她说得最多的是我不该放弃硕士学位，花了两年半时间，一个几乎白给的学位不要，太可惜了。和现在比，1988年工薪阶层收入是极低的，那点象征性的学费我还得接受母亲的资助。可我对一切无所谓的态度一直改不了，那可以白拣的学位也就过期作废了。而母亲见我无所求、无聊赖的样子，她也后悔，大凡我回去一次她都会唠叨一番。当年，她只要同其往来通信颇勤的入籍美国的小姑母说一句我希望去异邦历练人生，我的后半生会是另一副样子了，因为她小姑母已在信中暗示过。这也是她后来腿摔坏后说了无数遍的话。在最后弥留的日子里，在偶尔意识清楚的时候，她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吧，一个深夜，她突然清晰地叫出我名字“平易”，接着就没声音了，我想她脑子里应该还是那些同我说了无数回的话。

2007年她第二次骨折，要做可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大手术，术前她反复叮嘱我，争取恢复原来的生活，实在恢复不了，就建立新的生活。这叮嘱可以看作是遗嘱，我听了她的话，在陪护的49天里，努力去争取，除夕那天她出院时，我“新生活”的基础也已奠定。这十多年比较稳定的生活实在应该感谢母亲在她危难时刻的不时叮嘱。

那篇关于临终的科普文章说人在弥留阶段时，思绪常会飘得极远，会想起自己一生中度过的美好阶段，而对近在床前的一切可能已经毫不在意了，有一天，母亲的嘴中突然冒出“王崇辉”三个字，那是她二十出头时最要好的闺蜜，我想，她当时是在想自己人生中那一阶段吧。为母亲感到一丝欣慰。

一个月时间里，吸氧，每天很困难地挂掺了多种药品的点滴，服药，当然还极缓慢地喂一些半流质。有好几次，母亲拒绝进食，还不时想拔掉氧气管，喉咙间白白的像糯米饭捣碎极黏的痰堵在那里使得她呼吸艰难。孩子们被紧急叫回来好几次，但母亲的生命力确实顽强，挺过去一回又一回。

我们当然也知道将母亲送到医院的重症病房会“省事”得多，喂不下去就鼻饲，呼吸困难可切开气管……那只会使母亲在弥留阶段毫无意义地多受一遭罪。还是在家里由亲人们陪护着心安。

5月3日夜里，已经多日基本拒食的母亲对于半流质食品又开始接受了，4日早上，我很快就喂下去一小碗米汤，但是虽然输着氧气，呼吸仍然困难，喉间的白痰清晰可见，用手指捋出一团，很快又有新的出现。约十点半，当医生的孙女婿朱富国来看视，量了脉搏，说痰堵得厉害。母亲大口喘气的声音很响。几分钟后，声音突然停止，母亲眼睛已经闭上，我大喊一声，兄长和小朱进来，脉息已无。小朱做人工呼吸，过了一会，母亲哈出最后一口气。妹妹和大侄女急急赶来，体温犹热，但已生死相隔。她是1922年生人，享年95岁。

这天晚上，我仍睡钢丝床，母亲也还在她病榻上，只是她的灵魂已经遨游于天际矣。

5月6日，遵照母亲遗嘱，我们为其举办了极简的告别仪式，同二十多年前为父亲办得轰轰烈烈正好相反，因为那一次，多半是为母亲而办的，为她因了父亲受了那么多的罪和苦。

“有的人的一生，只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和难以得到的/欢乐的一瞬/于是，上帝为天国打开了大门。”这是莱蒙托夫《恶魔》长诗的结尾，我曾经用作自己小说的结尾。这里我以此献给母亲，倘若有天国，一定会为她打开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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